从大学到中学到大学，我见过形形色色的老师。他们中的大部分不但教学水平高超、学术思想深邃，而且还平易近人、幽默风趣，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因此时常回想起当年受教师门时的一些小事，虽然年代遥远，如同雪泥鸿爪，却实在弥足珍贵。如果说是影响了我生命的历程，那都未尝不可。因此现在我就要执意写下来以为纪念。顺便说一下，叙述以时间先后为序， （1）和各位老师的伟大程度无关：
一
我所就读的是个乡村小学。不过，不是纯粹的乡村，它紧贴城市，天地并不广阔，名叫郊区，是菜农聚居的地方。有不少城里的小孩也都在这里就读的。印象中，值得注意的老师有二个：江老师、蒋老师。
江老师教语文，他的体貌如下：
个子还算高，穿着不太体面，相貌算过得去，只是不帅而已。惹人注目的是有一口黄牙。而且黄中透黑，色彩斑斓，色与色之间，几乎没有过渡，让欣赏的人感到紧张。
但是，这点无伤江老师的心灵之美。有一次，一个社会青年到学校的操场上物色徒弟，笑语喧哗，闹得鸡飞狗跳。江老师不畏强御，上前制止，说：“这是学校，要吵，你到外面去吵罢。”那个人渣愣了一下，说：“你是当老师的吗？”江老师自豪地说：“当然。”人渣于是粲然的笑了：“你看看你那口牙齿吧，还当老师，还来管我。”江老师也愣了，脸上飞起一朵红云，嘿然不应。我在旁边洗耳恭听，隐隐觉得人渣说得也不是毫无道理，我猜想，他本来对老师还是尊敬的，在他心目中老师的地位太过崇高，而江老师的仪型可能破坏了他内心的崇高，所以他这样愤世嫉俗，沦为人渣。不过他犯了一个错误：以牙取人！如果他能对江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睁开的眼睛去看江老师的心灵，闭着的眼睛忽视江老师的牙齿，于人于己，就都还不错。
有一点不能为贤者讳，江老师是高考的落榜者，他没上大学可不关文革什么事。因为他初次出现在我们学校的办公室时，文革早就结束啦！早就恢复第一次高考啦！他上不了大学只能怪他自己不上进，就象我叔叔同时不上进一样。何况，当时考大学比现在容易得多。不过江老师还自觉，不找借口，我没听他说过文革什么坏话。
我至今还能清楚记得自己和江老师的初唔，当时他和蒋老师抬着一张课桌在操场上走着，初升的朝阳射在他赤红的额头上。我背着书包，系着红领巾，咬着手指头，站在靠他很近的地方，好奇而鄙夷地看着这个高考落榜者。他剃着一个乡下会计头，对我笑了笑，牙齿在阳光下闪烁，象苍蝇的翅膀，一副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样子。天啊！他凭什么，就凭他高考落了榜。我当时以为他毫无羞耻。等到后来他成为我的班主任，我才发现自己错了。原来落榜一点也无伤江老师的学问之好，这和蒲松龄的情况比较相似。虽然江老师对自己的学问从不张扬，上课时却免不了会露点马脚。板书时，他偶尔会写出几个繁体字，比如把军队的“军”写成“軍”之类，但他悟性好，往往会马上悟到，立即用黑板檫抹去，重新写上一个不繁体的字（而我从来没看见蒋老师写过繁体字）。说来好笑，我们班上竟然很有几个好古敏求兼食古不化的人，这时往往插嘴，哎哎江老师，就写繁体字罢，繁体字多好看呀！可能他们这时《三国演义》的小人书看多了，染上了封建流毒。江老师是不会放任他们的。江老师虽然不是从旧垒中来，但从他会写繁体字来看，旧学修养很深，因此深知繁体字的害处。每到此时，他照旧是坚决地擦掉重写，从不卖弄。孔乙己比不上他。
每星期固定写作文的日子经常使我们又爱又怕。江老师这时经常把讲桌搬到教室一侧。搬把椅子，坐在那里，样子很威严，俨然宗师。椅子上同时还要蒙着一件旧的军大衣，象一块传了几代的皋比，很为我们的宗师增色——不写作文的日子，军大衣就要撤去。这是规矩，暗示着文章在江老师心目中的地位——我们谁写完了，谁就拿上去给他批阅。人不许走，站在他后面，随时准备全盘接受他的嘲讽和朱批。我虽然比较的会写作文，这时也不由得紧张。因为江老师不但是个学者，于文学也很精通。我的那点写作才能他当然看不上眼，他常常会转过脸来，语气沉重地恳求我，你也用两个形容词啰？太阳这么大，就应该说“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义务劳动当然会“热火朝天”……春游玩得这么高兴，难道不会“依依不舍”吗？……在他的教导下，我的作文开始有声有色，背成语占去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虽然我始终没有变得江老师那般才华横溢，但写起东西来，象我妈那样的半文盲想全看懂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江老师出身很好，照样多才多艺。他兼教我们体育课，象斯巴达人训练战士一样，很野蛮地训练我们，只要是万里无云的烈日，他就把我们赶猪一样赶到操场上，逼着我们不停地左转右转。他教的转法很正规，转的时候，脚板一定要始终摩擦地面，虽然我家很穷，却不怕磨坏鞋。因为跟着江老师能学到东西，学到东西不能不付点代价。不过江老师要求太严格，对优秀学生很客气，反之就不客气。我又瘦又小，不太优秀，上体育课难免被他讥笑。夏天他名我“骨头”，冬天他称我“乌龟壳”，都很形象。因为我夏天的排骨格外鲜明，冬天则脖子老缩在黑乎乎的领子里，看上去确实不成器。
又是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的日子了，我们鱼贯来到操场。江老师把我们编成两两一队，分别赛跑。谢天谢地，我的对手竟是我平常看不起的老鼠。
江老师脖子上挂着一个口哨，用一根质量很好的鞋带穿着，（2）看上去很英武。他真是文武全才。我和老鼠战战兢兢地趴在起跑线上，江老师把哨子吹响了，我憋着气，甩开两条瘦腿把老鼠远远抛在后面。按惯例，江老师会叫每组的优胜者又分成两两一组赛跑。我趾高气扬地站在优胜的群里，神气活现地和他们讨论跑后感，同时心里痒痒的，等待江老师的重新分配。一组、二组……五组……八组……，一对对跑出去了，江老师没有安排我。他完全忽略了我的胜利果实，好象我尿检阳性，吃过兴奋剂，玷污了奥林匹克精神。我站在那里，虽然年纪不大，仍有些尴尬。旁边有很多小姑娘围观，尤使我心头恨恨。我同桌的小姑娘也看不下去了，为我鸣不平，说：“江老师，还有褚枕石呢。”江老师轻蔑地扫我一眼：“他，就算了罢，阿圈似的。”（3） 阿圈，阿圈是谁呢？我傻乎乎地问江老师：“老师，阿圈是好人还是坏人。”江老师悲天悯人地看了我一眼，说：“好人。”然而我看出他的意思来了，我想向他表示热烈祝贺：“那这样的话，你妈是阿圈，你爸也是阿圈。你老婆孩子爷爷奶奶都是阿圈。”但终究不敢。长大后，我怀疑阿圈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阿Q了，这才越发佩服江老师的文学修养。他的比喻多形象啊！看问题多深入啊！我战胜了更委琐的老鼠。那又怎么样，不正象阿Q欺负小D一样吗？不正是胜固无聊败更丑吗？当然，那时候我并没有很高的觉悟，能每天深刻地反省自己三次。我反而恨起了江老师，开始到处造谣江老师和蒋老师的风流韵事，说他们在教室拐角处吊膀子，说他们在厕所后面互相掏裤裆，说他们……反正我不保守，尽自己所知，什么下流说什么。而且，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突然对色彩非常敏感，特别是对凡高也敏感的黄色，我想我肯定比凡高还要敏感。我觉得江老师的黄牙特别醒目，黄得让我头晕目眩。（我的语文成绩急速下滑，头晕使我丧失学习兴趣）——成为一个伟大画家的主观条件明显具备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中国就会有我这样一个拿得出手的东方凡高了。
即使现在写到恨江老师的时候了，我也不能忽视他的口才。碰上雨天，体育课上不成，我们就龟缩在静静的教室里，听江老师讲着恐怖的故事。什么无头人啊、僵尸跳啊、古堡幽灵啊……我殊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的新鲜事。我的母亲也不知道。当江老师在书海中遨游的时候，她却和我外婆联手，拉着满满一板车酱油在马路上狂奔。（4） 虽然比鲁迅懂得稍多，道路很熟，不局限于高高的院墙上四角的天空，却也仅仅是浑浑噩噩地劳动、吃饭、睡觉，周而复始，如此而已。她不能教我什么，只有在江老师的教导下，我才明白了这世界的复杂和多样，这对我们长大后适应社会是极其有益的。我们知道了那么多的鬼怪的事，现实中一般的杀人放火的事对我们就减少了畏慑力。不过，也只是在环境越来越险恶的现在，我才逐渐、真正明白江老师的一片苦心。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江老师的教学特色。他不喜欢全班同学都坐着听课，每堂课他总要安排一两个人站在墙角，给其他坐着的人做榜样，以便我们深刻体会到平静读书的不易：中国之大，随时都有容不下一张书桌的危险。在和平安乐时期，这种忧患意识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具备的。仅此一点，江老师的才华就显见得远超常人。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学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教育家。（5） 公平地说，蒋老师的教学方法固也诚然不错，但和江老师比，似乎就要略微逊色。娱乐性方面，得分大概可以勉强持平，思想深度可就远远不及。这可以从我下面对蒋老师的介绍中体会得到。
蒋老师长得很矮胖，不很美丽，但气度高贵，不同流俗。这甚至能体现在她骑自行车上。她骑一辆二八的自行车，蹬的样子很优雅。因为腿短，常常左脚踏下去，右脚悬在半空，心平气和地等待右踏板在惯性的作用下顺从地反弹到脚底。她是教算术的，计算到这么准确不是什么难事。我看过一些腿短的文盲，因为不会计算，骑车时只能屁股左右乱扭，以便脚尖能够着踏板，样子极其滑稽粗鄙。和蒋老师举重若轻的贵妇姿态相比，高下是很显然的。我那时因对蒋老师有误解，却渴望她一脚踏空，象头母猪一样蠢笨地栽倒在地。可惜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她在踏车领域浸淫多年，功力极深，终究没有失过脚。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在学问上，蒋老师不象江老师那么富有，我们对她的尊敬却也不大打折扣。因为她武功比江老师更好一些。不过这一点开始我们没有觉察，班上纪律就很是一般。这天又是蒋老师的课，我们喊完“老师好”后，按规矩，蒋老师应该喊“同学们好”。然后班长喊“坐下”，大家于是坐下。但是这回，蒋老师一直没履行程序，大家也就不敢坐下。蒋老师很严肃地站着，用她死鱼样的眼珠扫视着我们。我们正在发毛的时候，蒋老师突然悚身窜下讲台，从人群中拖出一只鸡来。我们这些猴子齐齐把目光射过去，几乎把那只鸡射成了刺猬，我们发现这只鸡竟是蒋老师儿子小黄。小黄不是姓黄，因为他的牙齿和江老师一样黄，而他又没有江老师大，所以我们叫他小黄。江老师也很宠爱他，可能因为牙齿的原因，惺惺惜惺惺罢。蒋老师把小黄揪到讲台上，反臂往后一抓，掌上已然多了一把笤帚。接着小黄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得哭爹叫娘。我们这些猴子站在那里，眼睛油然有些湿意。不仅仅是害怕，还有感动。多好的蒋老师啊！为了达到警醒我们的目的，她大义灭亲，用儿子的肉体来作试验。这种崇高，试问谁能做得到。就心灵方面，似乎比江老师还要美一些。老实说，在我以后十多年的学校生活中，这也是仅见的一例，端的是可遇不可求了。为了报答，以后我们的纪律就慢慢好了。当然，在完全好之前，这种课前练习还发生过十多次，那时侯我们就做不成作壁上观的猴子了，除了少数优秀学生，鸡照例是要轮流做的。别人在讲台上作鸡的时候，其心理活动我不清楚，反正轮到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不平衡，我这人是小老粗，没有什么文化，不会跟你讲什么“天地君亲师”的大道理，我只是知道，做人要凭良心，人家蒋老师的儿子可是第一回作鸡的，我还有什么不忿的。我难道就不是人吗？
蒋老师治理我们班恩威并用，又打又拉。就算撇去上述的暴力方式，她也不会就黔驴技穷。有天收作业的时候，她郑重其事地地宣布：“你们听着，以后不交作业的死爷！不交作业的死爷（我们这里称爸爸为爷）！”这真是灵丹妙药，果然，后来除个别丧尽天良、对死爷漠然置之的同学之外，我们大部分有孝心不愿死爷的人交作业还是踊跃了不少。这证明蒋老师有杰出的管理才能。她在管理我们时充分利用了我们担心死爷的羞耻心理，因此她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治标而是治本。这是我长大后才深切体会到的。而今社会风气不好，人活得不自在，我们这里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就痛心疾首地撰文，说人民道德败坏，无恶不作。他引用孔子的话“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意是说要培养人民的羞耻观念，国家就能治理好了。蒋老师正是把孔子的思想、民族的智慧活学活用，用到我们身上，立即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整治我们这群乌合之众而用上了安邦之策，这好比杀鸡抬来一把宰牛刀，我们这些鸡哪能不服服帖帖的。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出卖肉体的鸡，她们正是因为缺乏羞耻才沦落至此的。这也是一个廉耻丧尽了就容易为非作歹的证据。过了几年，蒋老师突然调去当乡长了，当时觉悟低的我又开始传播蒋老师和区长勾搭成奸的谣言， （6）对蒋老师本身的管理才能完全忽略，就象江老师对我的体育才能之忽略一样，实在是不可饶恕的偏见。
我为什么对蒋老师也不满呢。因为她也称我为“骨头”和“乌龟壳”。有一次我上课交头接耳，她气坏了，一把扯住我脖子上的烈士鲜血染成的红领巾，建议我去办公室。我的手指死死扳住课桌，负隅顽抗，差点被神圣的红领巾勒死。她气喘吁吁地说，没想到你这乌龟壳还这么坏。我一听，如雷轰顶。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外号。可能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霎时丧失了反抗的勇气，松开手指，服服帖帖地跟着她走了。我的羞耻心又一次败在她的管理才能之下。
我想我的外号一定是江老师告诉她的。他们怎么交换意见的呢？在办公室？我马上想扇自己一个耳光，老师这么纯洁的人，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议论学生的外号呢。所以只有在被窝里。这是我的狗屁逻辑，所以我恨蒋老师。有几次，我甚至想冒着死爷的危险不交作业。但良知告诉我，这样不对。这样做固然痛快，但代价太大。我是好人，不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恶棍。我有些狷介，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不过，有一天我还是开了一个玩笑。
这天早上，漂亮的小姑娘组长挨个收作业。蒋老师的规定：不交作业的人不但死爷，而且要站到墙角。收到我时，我嘻嘻哈哈地说：“没做。”组长好看的大眼睛忽闪一下，迸出几粒欣喜的光芒，把我吓得退了几步。她兴高采烈地说：“站过去，等蒋老师来。”我嬉皮笑脸地求情。组长不跟我罗嗦，动手来扯我。我一看情势不妙，赶忙说：“我写了我写了。”说着把作业递过去。组长翻了翻，不屑一顾地扔到大地上。又来扯我。我慌了：“我不是写了吗？”组长正色道：“你刚才又说没写。”我胁肩谄笑：“开个玩笑嘛开个玩笑嘛。” （7）组长不再跟我废话，手上加了三成力道。我在挣扎中缓缓以她的意志为转移，渐渐离墙角不远了。这时蒋老师进来了。“怎么回事。”她问，背着手安详屹立。组长正义地向她报告原委。蒋老师点了点头，突然衣衫一晃，欺近身来，啪啪在我脸上印了两掌，又迅速退回到原处，站在那里安详如初。“滚到我办公室去。”她平静地说。我一点也没看清她怎么出手的，知道厉害，只好捂着脸照她说的办。
中午，下着极大的雨，我从办公室出来，脸上带着蒋老师的掌印。操场上积水成河。我看见老鼠从我身边走过，心情大为好转，盛情邀请他打水仗。他看看我的脸，欣然接受邀请。于是，我们就在操场上战斗起来。我首先占据一个大水洼，扎起裤脚，用穿着塑料凉鞋的脚猛然向水洼一铲，一大片水箭就向老鼠飞去。老鼠也如法炮制我。因为我刚在办公室站了一上午，体力消耗太大，状态不佳，几个回合，老鼠没有如往常一样，缩着脖子谄笑，委琐地向我告饶：“嘿嘿嘿，不打了，不打了好不好。你很厉害很厉害。”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如明日黄花，这让我越战越焦躁，突然后脑挨了重重一击。
老聂瘸着腿站在我后面，横眉怒目。老聂是个残废，住着一个教室。他以前曾是老师，但不知何故，他的一条腿突然越长越细，细得终于站不住讲台了，只好躺下。他老婆也是老师，却长着两条非洲象腿，黑而粗壮。老聂不中用的腿是不是他老婆压细的，不清楚。可能要向人权组织部的家庭暴力司询问。
“乱踢，你在这乱踢。”老聂吼道，“这是学校。”
老聂的声音如同铁勺刮铝锅，极其难听，他的脸好象有点狰狞，一副别人都欠他粮票的样子。
我站在那里，特别难过，不是为了挨这一掌。而是因为挨的是残废老聂这一掌。这一瞬间我心潮澎湃，我回思了仅仅一早上时间，我是怎样从一个自以为是的中等发达国家沦落为最不发达国家的全过程。我先是遭到发达国家蒋老师的教训，接着没斗过发展中国家老鼠，现在连本该开除球籍的残废老聂也来欺负我。于是我悲从中来，暗暗积蓄起全身最后一点功力，尽数输送到脚上。我狠狠地铲起一片污水，射向老聂。老聂只配得到这个。
我的耳朵伴着老聂愤怒的咆哮被揪住了，我的神经指使我的身体向疼痛所在的位置靠拢，就向人民群众向党靠拢一样，我踮起脚尖向它靠拢。但它仍遥不可即。于是我用目光向上寻找，结果我找到了老聂老婆黑亮的胖脸。
“你敢打老师！老师怎么教你的？连尊敬老师都不知道？你他妈还敢打老师！你是哪班的——你这个畜生。”
江老师闻声出来了。他看见我象一只野鸭被别人提着，动了恻隐之心。“算了算了，放过他罢。这小孩最不听话。”他说。
老聂俯身捏着裤子上的水渍，嘶声嚎叫：“这他妈算什么学生？谁教的？简直是小流氓。不教训他要造反了。不能放过他……”
江老师不高兴了，他不再发言，只是拉着我来到办公室。用沉默来表示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抗。在办公室，在熊熊的炉火旁，他的脸和蔼而又崇高。（8） 他递给我一张两角的钞票，说：“你这个样子，恐怕也不好回家了。你去买两个包子吃罢。办公室有开水，有火炉，你可以把衣服烤干。”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如果不是怕别人以为江老师体罚我，从而给他脸上抹黑，我简直想抽自己两个耳光。我的目光透过泪珠，停留在江老师的硕大牙齿上。他的牙齿突然变得十分晶莹洁白。当然，我幼小的心灵不知道，在这一刹那间，我和凡高一样的艺术天才陡然丧失。我失去了对黄色的敏感。江老师仅仅用两角钱就收买了我的天才（而且那两毛钱我第二天就还给他了），这算什么事？举手投足之间就和我完成了一桩卑劣的交易，这个损失价值连城，如果当时明白这点，也许我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毕竟，我不能鼠目寸光，这种天才不是我个人的，而是全民族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没有权利把天才随便挥霍。
但我蒙昧无知，接下来的日子我重新爱上了语文课，也恢复了背成语字典的习惯。为了支持江老师的那个教学实验，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站墙角的任务，让他免去了选拔人才的操心。当然，我做得很自然，每次我的这种工作期满之前，我总在江老师面前做些他禁止做的事，比如随地吐痰、乱抹鼻涕、说粗话、玩酒瓶盖之类，以便能天衣无缝地把工作任期连续下去。我甚至说服了老鼠等人和我一起干，以免让大家发觉老是我一个人站在墙角，显得式样单调。就这样，在深深的感激中，我度过了我的如诗歌般缥缈的小学年华。
二
虽然读小学的后期，我很尊敬老师，热爱学习。终因脑力有限，没考上什么好中学，我就读的那个学校是当地最普通不过的。但普通学校里，普通的只是学生，老师并不普通，他们给了我许多不普通的记忆。在这个学校里，教室破破烂烂，同学也邋邋遢遢，一片死气沉沉。只有文雅的老师们到场，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丝生气，所以至今还记得。我因此要谈谈三位印象最深刻的老师：詹老师、余老师、黄老师。
詹老师，女，四十岁左右，教我们英语，四肢发达，身材高大，满脸横肉。头脑却并不简单。第一次上课，她刚走到门口，教室里顿时天昏地暗，飞砂走石。（9） 原来是她庞大的身躯把光线挡住了。她走进来，教室才又恢复原状，好象刚过一次日全食。我暗暗以为英语课换成了体育课，正想欢呼。她却突然张嘴，叽里呱啦用英语讲了一通，搞得我们眼花缭乱，摸门不着，着实让人敬佩。是罕见的文武双全的人才，无与伦比的巾帼英雄。我们坐在下面，想象自己不久就能如她那般叽里呱啦地说话，说这些父母都不懂的话，心里异常兴奋。于是，我们镇日跟着詹老师咿咿呀呀地念，只恨舌头不利索，学不到她那样地道的怪腔怪调。当然，詹老师是人不是神，她也会犯错误，而且勇于改正。有一天她惭愧地对我们说，上次我教你们读“一百”这个词，读成“杭得来得”，后来跟教研室的老师商量了一下，可能应该读“杭觉来得”，对不起，就此更正。这体现了她从善如流的高贵品质。可以说，她的更正丝毫无损她在我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丝毫不能否定她学问的渊博。她的这点瑕疵，也象日食月食一样，虽然光辉暂时被遮住，但一会儿就过去，重新恢复它的光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她的缺点反而更让我们看清了她人格的伟大，我们更加仰慕她了。
和当年江老师等人一样，詹老师对优秀学生很好，对我这样的差生就不好。这是她的职责，党和国家给她薪水，是郑重其事地托付她培养祖国花朵的，不是培养象我这样的杂草的。我不能怪她，我只有努力变成鲜花，能有资格让她培养。但从杂草变成鲜花，谈何容易？有一次上课途中，她带读着课文，“消摇相羊”地踱到我身边，突然手臂暴长，从我桌肚里抽出一部《射雕英雄传》，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把我揪到黑板旁边的墙角上。因为她并不是抱着江老师那样深刻的警醒目的，我不大愿意。墙角里放着一堆扫把，绿头苍蝇在其间嗡嗡乱飞。我嬉皮笑脸地建议，我是愿意站的，但请让我站得稍微靠离苍蝇一些。我甚至想说，如果你也体会到江老师那种忧患教学的重要性，我可以帮忙。但是，我终究是个人，虽然我愿意甘当幕后英雄，但确实不愿和营营青蝇为伍。
詹老师瞟了我瘦小的身子一眼，说：“不行，你只配站在那儿。”
我知道詹老师是很善良的人。只要我求求情，她是会允许我站过一个位置的。曾经有几个很强壮、穿着光鲜、比较有面子的同学也被詹老师罚站，也站在我如今站的位置。但他们看到苍蝇们已经栖身于那里后，没有征求詹老师的意见就主动回避了，詹老师那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她默许了，甚至还露出赞许的微笑。我想我只要求求詹老师，她会理解的。于是我说明情况：“詹老师，这儿苍蝇实在太多了，不卫生。”我指了指教室的另一侧，“我站到那边罢。”
不知怎么，全班同学这时轰然大笑起来。似乎是针对我的意见而发的。我的脑袋一片混乱。在哄笑声中，詹老师也露出了慈祥的笑容。她慈祥地笑着，说：“褚枕石，你要么站在原处，要么出去。”
我只好选择出去。我向教室门口走去，伸手去拉门。门没有把手，只有一个铁钉钉在门把处聊以塞责。我捏住铁钉，使出吃奶的力气一拉，门纹丝不动，再一拉，还是纹丝不动。同学们又笑起来了，而且明显笑得更欢。詹老师看不下去了，她伸出仁义之手，捏住铁钉，手腕一抖，门就开了。虽然选择出去的时候，我是抱着“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的绅士风度的。但这一刻，我的绅士风度没法维持。没有哪一个绅士是要女士为他开门的，而且这位女士还是他的老师。我不由自主地缩着头，灰溜溜地出了教室，没有目的。身后是同学们和詹老师交杂起来的一浪一浪的笑声。一群多么快乐的人啊！
此后，我在外边漂泊了好几天。其他的课我上，轮到英语课，我自动回避。班主任余老师很圣明，明察秋毫，她老人家发现了我这种两栖习惯后，大为惊异。她明白告诉我，要我在三天内请来家长，并同时停了我其他的课，让我在外边过正常的单栖生活。我父亲这厮说不上是什么好东西，他挺昏聩的，偏听偏信，在和詹老师交流之后，乐呵呵地采撷了一棵柳枝，来到我面前。我看着那鲜活碧绿的柳枝，暗笑父亲的风雅，他大概要用这柳枝去送远方的朋友了。但他竟然伸出另一只罪恶的手，愚蠢地把柳叶全部捋去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条。接着他就操起它抽得我活蹦乱跳兼上窜下跳，（10）看上去象宾馆池子里的海鲜一样生猛。 不过，有一份汗水就有一份收获，跳完之后我总算又能听詹老师的课了。
虽然詹老师这样对待我，我还是承认她是一片好心，她完全是怕我耽误学习，才用驱逐我来促使我惊醒。这在兵法上叫：如果你要得到它，必须先假装失去它。我是在我祖父死的第二天悟到她的良苦用心的。祖父死了，因为我是长孙，是“不祧之大宗”，他必定要看到我在他身边，才肯含笑逝去。我对祖父没有什么好感，主要是觉得他是个可怜虫，还特别馋。某天深夜他已睡着了，母亲熬了点肉汤，敲开他的门，叫他吃。他立刻从床上跳起来，捧起碗在一秒钟之内把肉汤倒进了肚里，然后睡意大消，坐在桌旁满脸幽怨地看着我们吃。虽然我们最终也没有谁分给他吃，但在他的虎视眈眈下，吃得很不开心。他的馋可见一斑。还有，他的年纪那么大，神经控制功能不好使，老是不由自主地流涎，而大家一起吃饭时，他又不识趣，喜欢用筷子东搅西翻。弄得菜里象有蜗迹一样，尽是他的涎水。我们都不愿意吃他的涎，但碍于面子不好说他。而叔叔却不管这许多，他是疾恶如仇的人，又最不愿意吃他的涎了，为此有一天终于出手，把祖父正在搅的一碗豆腐汤全砸在地下，溅得他满脸。弄得他目瞪口呆，流下了羞愧的泪水。但我不喜欢他，主要还是他不让我好过。就拿坐在我前面的菜鸟来说罢，他的爷爷是老红军，虽然学习比我差，詹老师对他还是很尊敬，因为他是名祖之孙嘛。菜鸟曾经和同学聊天，叫同学不要找他，把东西从窗口扔进他家的厕所就是了。我马上想起了我家附近臭气冲天满是粪蛆的公共厕所，不由咧起嘴傻笑。菜鸟很不屑地看我一眼：“你以为什么？我家的厕所长什么样，你知道吗？告诉你，起码比你家的床干净。”旁边的同学一齐对着我哈哈大笑。我由此怨恨祖父怎么不去当红军。如果当了，现在就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也可以当上公子哥，锦衣玉食，和菜鸟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我们都会百般孝敬他，叔叔也不至于去摔他一脸的豆腐了。这真是活该！原来他不仅馋，而且是个胆小鬼，一丝一毫也不上进。我更鄙视他了。但是，他要死了，要用死来洗刷耻辱，我原谅了他。我那天没去上课，以长孙的身份送他归西，满足了他老人家的欲望。也因此发现自己这么有身份。第二天，我怀着崇高的情感来到学校，詹老师在讲台上用小指头一勾，我站了起来。
“你昨天去哪了？”詹老师问。
“我祖父死了。”我悲痛地回答。
“你祖父死了，关你什么事。”詹老师仰天长笑，她真的是仰天长笑，好象正倚着雕栏玉柱，旁边潇潇的细雨快要停了。笑完之后，她说，“如果你祖父病了，或者还需要你服侍服侍。但是他都死了，你能派上什么用场——连课也不上了。”
这句话象教堂里的圣乐一样，犹如醍醐灌顶，我内心顿时一片空明。是啊！我怎么能逃课呢？时间可贵呀，詹老师看见我浪费时间是多么痛心啊！相传古时候有种风俗，一般人的爹妈死了，照规矩要服三年的丧。但如果死了爹妈的那个人是朝廷重臣，皇帝离不开他，不能让他回乡呆三年，就按特殊情况处理，下一道旨，说他太了不起啦，地球缺了他可能不会转，不许他服三年丧，叫他赶快回来上班，这名目叫“夺情”。意思是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国家，只好把他的人子亲情给剥夺了。现在我的祖父死了，詹老师连一天的请假都不让，疯狂地对我“夺情”，可见在詹老师的心目中，我这人是多么重要，我将来对国家是怎样有用的一个人才。这让我怎么能不感动呢？我难道就不是人吗？
于是我暗暗发誓：我再也不能辜负詹老师了。从此，我发愤学习，成绩扶摇直上九万里。一向厌恶我的班主任余老师也开始注意我了。这天上课前，她检查作业。没做的人全部被她用辱骂欢送到走廊上去。当时依次出去的已经有十五六个。我们教室的走廊正对着一条小街，正是侵晨时分，街上人来人往，倒也热闹。我的这些同学挤成一排，面向街道，象个小有规模的人才市场。余老师检查到我了，我已作好了出去应聘的准备，不过我没有表现得很嚣张，而是照样惭愧地说：“我没做。”余老师楞了，她的樱桃小口虽然照样暂时破开，但没有如期滚出一堆堆辱骂。而是很惊讶地说：“你也没做。”我霎时心里涌起一阵热流，感到很对不起余老师。很明显，在余老师心目中，我已经算是祖国的花朵了。所以我这次又变成了杂草，她会这么惊讶。余老师用纤纤玉手在我后脑勺上拍了三下，说：“褚枕石啊褚枕石，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滚到外面去罢。”
余老师很年轻，才二十来岁，教我们数学。上课的时候，扛着一把木制三角尺，雄赳赳地走进来。因为个子矮，三角尺显得特别硕大，扛在肩上，让人觉得她高深莫测。她有两个显眼的门牙，之间距离过分开阔。所以她不能笑，否则人家会觉得她特别得意忘形，毫不谦虚。当然，她很谦虚，很少对我们笑。但是，余老师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喜欢穿白衬衣，印象最深的则是衬衣里面常常透露出更白的乳罩，这在我看来是很惊奇的，它经常吸引我的注意力，我私下里一般叫她“奶罩子”。 （11）
在教学方法上，开始我没发现余老师有什么不同寻常。象我小学时的江老师那样固然不如，甚至还比不上蒋老师。她喜欢在讲台上放些小圆粉笔头，可能是她男朋友帮她准备的。因为她男友我们见过，长得又矮又白，真让人受不了，我个人认为他除了能干点把长粉笔截成短粉笔这种委琐勾当，什么也干不了？余老师每次上课首先把粉笔头倾泻到讲台上，一旦她看谁不惯，粉笔头就从她手里飞向谁。搞得被击中的目标很没面子。由此可见她治理整顿的手段比蒋老师差一截。蒋老师在惩罚你之前，只是用死爷的话先吓唬吓唬。让大家知道羞耻，至于谁愿意死爷，那是自取其辱、大逆不道，我们也不能怪她言之不预。而余老师却不给你机会，在你想知道羞耻之前，粉笔头就已经击到你的脸上，你已经受辱了，已经没面子了，那谁还在乎，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她这就叫“导之以刑”，我因为经常注意她胸前雪白的乳罩，心不在焉，挨了不少粉笔头，也逐渐养成了鲜廉寡耻的习惯。这种习惯使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倒是占足了便宜。比如单位评职称、分房，由于我溜须拍马，点头哈腰，鲜廉寡耻，恬不知耻，深得领导的赏识。年纪大了，我读了很多书，才开始明白，原来余老师的这个教学方法也是有名堂的，在心理学上叫“厌恶疗法”，科学依据是：如果让一个人经常接触他反感厌恶的东西，他以后就会慢慢适应这东西，对这东西就会不反感不厌恶了。我们本来无疑是要面子，反感不要面子的。余老师却让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实践没面子的生活。让我们在潜意识里埋藏下了没面子的种子，在适当的时候生根发芽，变得毫无面子，然后在关键时刻去夺取想要面子很害羞的人夺取不到的东西。曾经有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看透了中国人的弱点，写了一部书，盛称我们国人的劣根性。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批评中国人死要面子，好象是为别人活着的。鲁迅当年很赞赏他的这个发现，三次致意中国人应好好读读。可见，余老师的教育方法也是高层次的，是看透了国人的劣根性而归纳出来的，未必就真的逊色于江老师和蒋老师。只是我当时年幼，不能吃透其中的精神罢了。
可惜时光流逝，我们升上高中，不久就没有她们的音信了，至今很想念。不知她们在教学方法上有什么新的突破没有。
暑假过去，我来学校报到。早就知道学校给我们派的新班主任是黄老师。据说他很厉害，带的班高考录取率一向最高，他原来在一个农村中学任教，因为出了名，我们学校专门把他请了来对付我们。我进教室的时候，黄老师正忙得满头大汗，填名单，收钱。轮到我了，他抬起头，问过我的名字，说：“你先在一边等着。”
我就在一边等。同学们都报完了。黄老师才向我招手，我受宠若惊地来到他身旁。他说：“暑假你为什么不来补课。”我不好意思说自己家里穷，在那时候，穷虽然已经不被认为是高尚的事，但还没达到现在被认为是极其可耻的地步。只是我高瞻远瞩，已经预测到穷是可耻的了。于是我回答：“我忘了这件事。”当然我自己知道这是一个可笑的谎。我原也没指望让黄老师相信，可是，在这时候，不开口是不好的，会被定性为目无尊长。我还能找出什么理由呢？我又不能说自己学习成绩好，不需要补课。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我不能丧尽廉耻地瞎说。难道我就不是人吗？
好歹我是赖着报了名。第二天，重新排座位了。老骡跟我说：“我们还是坐到一起罢。我们去跟黄老师说说。”我严词拒绝了：“你自己去罢。”我和老骡同桌已一年了，感情很深。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喜欢背淫词艳曲。只是老骡这小子很狡猾，他三心二意地背，我一心一意地背。到头来他的正经功课也没耽误，门门功课都是优良。我则都是勉强及格。这也怪我自己，有一个什么学者说：“做学问就是要一心一意。而且，一心一意也未必做得好。我绝不相信，一心一意都未必做得好的事，三心二意反倒能做好。”我一度很相信他，背淫词艳曲虽然不是做学问，但我想做好，不敢丝毫分心。但是老骡分心了，老实说，而且不比我背得差。我想把老骡介绍给那学者认识，他就会傻眼了。事实上后来这种反证我见过很多，在大学里，一些天天龟缩在家里假装很用功的家伙，一年到头往往拿不出多少论文出来。而很多事物繁忙、应酬广泛的老师几个月就有一本专著。人家的时间哪里来的，从海绵里挤出来的。我那时得出一个结论：人应当象小马过河一样，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可我确实还想跟老骡坐在一起，于是鬼鬼祟祟地跟在他后面。黄老师在前面指手画脚，老骡说：“黄老师，我想跟褚枕石同桌，褚枕石是差生，我想帮助他上进。”
黄老师哼了一声，说：“不合适。你跟他不合适。我自有安排。”
老骡萧萧地叫了两声，还想罗嗦，黄老师不耐烦地挥一挥手，和他作别：“待会我跟你解释。你的目标是考大学，不要和他们混在一起。”
老骡茅塞顿开，他奔驰回来，欣欣然有喜色地跟我说；“黄老师不同意。”他见我神色不善，目露凶光，又安慰我：“虽然我们不同桌，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比赛背诗词。”
我决定不上老骡的当了。我从书包里翻出所有的诗词书，几把撕得稀烂。老骡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似乎信不过自己的眼睛，他摘下他的厚凸透眼镜，想把眼睛刮出来，用他油乎乎的袖子好好擦一擦再看。我心地善良，只好立即制止他这种得不偿失的愚蠢行为，并特意在他鼻子底下撕了两页。他这才确信不疑，戴上眼镜，萧萧叫了两声，奔驰而去。老骡逼我搞军备竞赛，想从精力上拖垮我的策略被我英明地彻底粉碎了。我坐在黄老师分配的教室的最后一排的座位上，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循规蹈矩地履行黄老师给我的刺激疗法，在教室的角落里，开始一心一意地学数学、学外语。一年后，我的成绩突飞猛进，快要和老骡比肩了。黄老师发现他的刺激疗法已经奏效，及时把我安排到比较前的座位，和老骡重新同桌。免得我用药过当，产生诸如心理变态之类的抗药性。在黄老师的细心照料下，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老实说，和我以前接触的诸多明师相比，黄老师的教育方法算是最差的，是最急功近利的一种。除了让我们找了一块敲门砖，敲开了大学的大门之外，对我人生没产生什么的大影响，那块砖我马上就扔到爪哇国去了。而且，他的刺激疗法也算不得一项发明，西汉的时候，江苏的一个地痞流氓就用过，结果是产生了西汉开国三杰之一的韩信。而黄老师用得再好，不过产生了一个普通大学生。虽然黄老师因此可以多向学校要一份奖金，但听说似乎不大多，才百十块钱，现在也早该用完了罢。
（12）
三
我终于跨入大学了，从此知道了更多牛逼烘烘的老师。请原谅我可笑的保守，那么多天才我实在数不过来，和小学和中学的恩师比较，为了公平，我不能列出太多的典型，只能择要谈两个，那就是：陈老师、赵老师。
在大学里，是不需要派座位的。我们大家很自由。课程也可以选修，自己讨厌的东西可以不听。但既然都上大学了，给我们自由，我们也不能要。我们都十八九岁了，父母都不强壮了。不能再让他们抚养我们，我们准备赡养他们了。裴多菲有首诗，叫什么来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真是谬论中的谬论。他不知道，过分强调自由，爱情和生命都有可能保不住。而丧失了生命这个物质前提，所谓自由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我叔叔的一生经历就是对这首鸡巴狗屁诗的一个绝妙讽刺。他以前是最懂得自由的，读书不好好读书，只好去当工人，当工人又吊而郎当，没学会一点特长，现在只好首批勒令下岗。在邻里和老婆面前毫无面子，老婆天天嚷着要和他离婚，而他每次总是苦苦哀求，也只能象南宋朝廷一样，换来暂时的苟安。他的爱情实际上是没有了，整天灰溜溜的。有一天他竟然叹着气跟我说，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做过爱了，老婆根本不让他上身。这是人话么？要知道我那时才是个纯洁的中学生啊。现在，叔叔除了每天小心地哄着老婆之外，其余时间就是蹬着三轮车在大街上卖苹果，每天情不自禁地要留一身臭汗不说，还得格外小心工商管理人员和城镇管理人员的出现。如若不然，他一家老小就得喝没什么营养的西北风，最终因营养不良丧失生命。可怜的叔叔，他是彻底丧失自由了。由此可见，一个人要给自己太多自由，别人就不会给你多少自由；一个人对自己限制自由，将来不但可以为自己争取自由，而且可能有能力剥夺别人的自由。我倒不想做剥夺别人的自由那么残忍的事。但权衡利弊，至少我还是想自己掌握自己的自由。有的人在老房子里遇到恶鬼之后，不是想办法去拼个你死我活，而是抢先自杀，逃离恐怖。这种情况我听过多次，也很赞赏，因为这种自己掌握死亡主动权的办法，和我上述自由的观点是吻合的。
因此我们特别刻苦，每天认真地去听课。碰上陈老师的课更不敢马虎。别的老师上课之前喜欢点名，没到的记录下来，考试时根据次数多少酌情扣分。陈老师开始不愿这么干，他给我们首次上课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一个老师课讲得好，怎么会没人听。这真是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们很崇拜他。在阶梯教室里，我们都坐在前排，象众星拱月，把他围逼在讲台上。但是，我们渐渐发现，陈老师的学问太大，他是教文艺理论的，光学术名词就有一大堆，什么权力话语啊、前卫啊、戏仿啊、失语症啊、阉割啊（当然不是指粗浅的生理阉割，而是指高深的精神阉割）……除少数天才外，内容我们都普遍不懂。因此，虽然我们更加敬重陈老师，象鬼神一样崇拜他，但同时仍开始远离他，听他课的人数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生而岐嶷、能听懂的几个人。而且，就连这几个人，也象早晨的星星，东一颗，西一颗，散在偌大的教室里，稀稀落落的了，现出一幅大萧条的凄凉景况。陈老师开始痛心了，他不想放任我们这样堕落了。于是他宣布，将恢复上课前点名的习惯。这真象凯恩斯计划般的有效，下一堂课，教室里又恢复了众星拱月的繁荣场面，但我们也知道，这是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而一旦决定了打击措施，陈老师实施起来就是雷厉风行，丝毫不讲情面。那天我睡得很晚，赶到教室时课已经上了大半截了，课间休息，我装着很老实的样子，走到陈老师的讲桌前，他以狗的姿势趴在桌上喜气洋洋地研究名单，我嗫嚅地说：“陈老师，我迟到了。”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是没来，只是迟到了，希望他在旷课名单上划去我的名字，以免考试时照单报复。但陈老师头也没抬，嘴巴里喷出一串串气流：“去去去。去去去。”我信不过自己的耳朵，又掩耳盗铃地问了一遍。得到的照旧是那串气流：“去去去。”这下我只好万分尴尬地往回走，希望没人听到陈老师对我的蔑视，但一抬头，却远远看见诗人大壳在对我展示幸灾乐祸的笑容。我豁然领悟，我并不孤独，刚刚得到我这种待遇的人是绝不鲜见的。
陈老师三十来岁，头发很长，在脑后扎起一个马尾巴，显得很酷。（13） 他有很多不同流俗的喜欢和不喜欢。他喜欢穿长上衣，下摆一直拖下去，一定遮住膝盖才罢休。喜欢穿脏牛仔裤，上面是大团或小团的污迹，干净的不要。喜欢穿大头的高帮黑皮鞋，据他说是经过处理的，本来是黄色的，在当地，原先只有老头才肯穿，陈老师用黑色红马牌鞋油把它涂得光可鉴人，完全变了样子，显得很时髦，如今在我们这里，只要是帅哥，没有不热衷于穿的。他不喜欢剃胡须，不喜欢剪头发，不喜欢洗衣服。这和我们学校艺术系的画家和音乐家有些相似。我认识一个画家，每次来到我们寝室，总要吓我们一跳，以为神农架的野人跑出来了。就因为他的衣着爱憎和陈老师完全一致。不过，他和陈老师终究只是形似而非神似。陈老师是不同流俗的。他比艺术家要有才华。我认识的那个画家来到中文系，随便翻开我们的作文本，就会发出嚎叫：“写得太好了，你们中文系的人就是会写文章。”陈老师却是相反，他什么文章都看不起。我亲耳听他在课堂上多次痛骂过鲁迅、茅盾等人。而且不是一般的骂，是辱骂。他说鲁迅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捧起来的，其实水平很差，文章狗屁不通，错别字连篇。鲁迅根本不是牛逼，而是地道的、完美无暇的一个傻逼。还举例说，当年鲁迅刚从日本回来，给朋友的一个杂志投稿，朋友给他退回去了，说他“文理欠亨”。陈老师连鲁迅他们都看不上，那么，我们的作文就是厕所里的蛆了。相比之下，艺术系的人真的只是扮酷而已，本质并不酷，因为肚子里没货。陈老师的话也使我一度对中国文学失去信心，从小学一直到现在，我一直以为鲁迅的文章是很好的，很可怕的。然而陈老师这么鄙薄他，还有谁是厉害的呢？
因为崇拜的原因，我们几个文学青年喜欢到陈老师家里去，听他教诲。慢慢地知道，原来现在就有许多比鲁迅厉害的人，只是国家不重视，名气上不去罢了。他建议我们多看文学期刊。我们马上如饥似渴地去读，发现在期刊上，陈老师的文章很不少，有些太专业的我们看不懂，有些就比较平易近人了。看来陈老师是“龙虫并雕”的。陈老师并不是太高傲的人，他没有打倒一切，他在辱骂挖苦鲁迅等文人的同时，热情地讴歌当代产生的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比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以前诚然是这样，但是如今×××的《××》文章出来了，这个看法应该打破了。于是，先前我们听他骂鲁迅，虽然很惊叹，但多少还存有一丝怀疑，以为他犯了文人相轻的毛病，是八荒六合唯我独尊的人，现在看他这样不遗余力地赞扬别的青年作家，这个想法是完全没有了。
孔子(Confucius) （14）曾提到过一种叫“乡愿”的家伙。这种人有个共同特性，装着很老实，别人赞扬什么，他也赞扬什么；别人怎么说，他也怎么说，唯唯诺诺，没有自己的见解。陈老师也很鄙薄这种人。他是最有自己见解的，敢爱敢恨。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往往很高兴，给我们派烟，我们当然不敢抽。他于是自己点上一支烟，在袅袅的青烟中，笑了起来：
“我简直不明白，中文系还有现代汉语这门课。你说，别的课虽然也很无聊，比如古代汉语，但毕竟，有些东西你弄不懂，他弄得懂——尽管弄懂了也没什么用——但现代汉语可就怪了，它研究什么，一个句子该怎么写，难道我不知道，难道我不学它，就会写病句，这种谁都懂的东西，怎么能叫学问呢？”
我们当然没有能力回答这么高深的问题。但是，虽然陈老师不爱学现代汉语，谁要说他不会写文章，会写病句，那在我们这里，准是神经有问题。请你及时举报，我们负责扭送他上精神病院。陈老师毕业于名牌大学，他的文章遍布天下报刊，还是作协会员。不是谁想贬低就可以贬低的。我们是决不会答应的。
陈老师爱对我们谈近代史，现代史，谈时事，很有激情，常常谈得血脉贲张。他对四书五经的祸国殃民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对现在还有人研究四书五经就不能理解。这点他和他的一些思想家朋友达成了共识。有一次我向他请教四书五经的问题。他嘴巴里正在嚼着口香糖，听到我的提问，他把舌头突然向我一伸，口香糖粘在他焦黄的牙槽上，很让人恶心。我不知他向我展示这么作呕的场面是什么意思，愤怒的念头正要冒出来，他才启发我们：（15）“你们说说看，如果我把这块口香糖一直不停地嚼它两个小时，会嚼出什么味道？” 我想说，那能有什么味道，不过是把你的口臭嫁祸到人家口香糖身上去了呗。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换成了迟疑的口气：“应该没什么味道了罢，你都嚼那么久了。”陈老师高兴地说：“你的悟性很好，说得很对！老实说罢，所谓四书五经就象我嘴里的口香糖。从先秦一直到现在，被无数迂腐的人嚼来嚼去，嚼了几千年，再嚼还有什么味道。”这下我们于是恍然大悟，我们喜欢写诗，想做青年诗人，上起《古代汉语》之类课的时候就非常难受，那些文章老是弄不懂，就算弄懂了一会儿，过一阵子不弄，又马上不懂了。弄得我十分痛苦。但是，很多有名的老头子都说必须弄，说这是民族的精华，不弄会出大乱子的。我们一向喜欢精华，更加怕出大乱子。于是往往重新不断地硬着头皮弄——虽然不能理解精华在哪里。陈老师这么一点拨，我们明白了，任何时候都不能迷信权威。《古代汉语》之类的东西原来是一块破口香糖，完全不值得硬着头皮弄。以前，我很佩服高年级的一个家伙，这家伙很迂腐，弄《古代汉语》特别卖力，很多封建糟粕都能从头到尾地背诵。我经常去找他帮我写学期作业。但这个家伙背封建糟粕的时候神采飞扬，不背的时候就死气活样，大喊痛苦。我认为他是装的。有一次，我就问他：“你能背这么多文章，还痛苦什么？”他挖苦我说：“就象你的学习成绩跟不上别人的痛苦一样。”我当时还挺惭愧，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痛苦完全是被一块破口香糖弄出来的，心理负担一下子没有了，一点也不惭愧了。我又恢复往日的快乐自信。
后来，我们一伙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心无旁骛地写诗了。陈老师是我们大学时的大救星，我们和他心连心。他把我们从一团烂泥的故纸堆中拯救了出来，重新走上了写诗的正路。可惜大学里这样智慧的老师不是太多，他们多数天天在故纸堆里爬梳，记了不少所谓典故，却把这当作学问，看不起别人，党同伐异。偏偏这些人却把持学坛，搞得学术界一片乌烟瘴气。连陈老师自己当年也差点堕入他们的术中。陈老师说，大学毕业时，系里要保送他读什么古代文学的研究生，遭到他一口拒绝。“我才不愿意在故纸堆里讨生活呢？”陈老师义正词严地说，“那种人，把知识当作学问。一点思想也没有，我是不会上他们的当的——我要当麦田的守望者。”结果是陈老师自己考上了文学理论的研究生。我劝陈老师不要浪费才华，去守望什么稻田麦田，应该多守望守望我们这些青年的灵魂。陈老师暧昧地笑了笑，不置可否。我敢说，陈老师不但现在，而且将来会拯救更多象我这样有可能失足的青年，只有他这样的老师，才配当青年的导师，才是中国真正的脊梁。可惜，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我们学校，理解陈老师的不是太多，只有赵老师对陈老师真正佩服，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者。你现在就是。”实际上，能给我们拨云雾见青天，正确评价陈老师的人，他本身就是真正的大学者。陈老师、赵老师是我们系的双子星座。
赵老师头发已经花白了，但是比陈老师还有激情，讲起当代文学来口沫横飞。他曾在全校作过几次讲演，说自己当过解放军，又当过警察，但是一直才华横溢，十几岁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诗歌，所以最终投戎从笔。我们听得很佩服，只是觉得他身形单薄，不象当过解放军和警察的样子。如果全国都是他这样的解放军，劳动人民是不会有多少安全感的；如果全国都是他这样的警察，劳动人民也不用怕警察了，那么中国就会有内忧外患了。赵老师早早发现了自己的这两点不配，及时改行来当了灵魂的守望者，倒也不能不说他有三分识相。但赵老师显然不会承认自己是混入专政队伍的，在我们的眼光盯着他瘦得前胸贴后背的身体，发出十万个为什么时，他才尴尬地一笑，说：“我的身体原先是很强壮的，因为长期艰苦的创作研究，搞垮了。你们不知道，写诗的人，灵感往往突如其来，一来就牙齿打颤，象患了热病一般。有时半夜来了灵感，就得马上从床上跳起来，那时脑中诗句流溢，手都写不赢，一直写到东方泛起鱼肚白。长期这样，睡不好，生活没规律。身体哪能不垮——可是不瞒你们说，很幸福。”然后盛情邀请我们去他家，可以看看他年轻时的照片，戎装的，手持钢枪，非常英武。还风趣地说，“你们这些娃娃可不要学我哦！”弄得我们很感动，为我们国家有这样杰出的知识分子而自豪，他们任劳任怨，忘我地工作。他们完全知道、而不是不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是为了早出成果，多出成果，把本钱猖狂地预支挥霍。连赵老师原先当过人民解放军的本钱都挥霍得差不多了，可见他挥霍时的肆无忌惮。没有一定高尚的思想觉悟，是不可能这么卖力的。要知道，他挥霍的可不是人民的血汗，而是自己的血汗哪！人民的血汗挥霍光了，可以再去榨取，毕竟人民象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割了一茬长一茬；自己的血汗挥霍光了就是光了，没有再生性，以后想要挥霍也没有了。
但是，不管赵老师怎么挥霍他自己的血汗，到底不关我们屁事。我们反正不会学他。我们最关注的是赵老师能给我们传播什么样的思想精华，那对我们是直接有利的。赵老师确实没有给我们失望。在课堂上，他经常插科打诨，使上课变得更加生动有趣：“某某学者说他上了名人大词典，和巴金排在一起。如果我要出点钱，还可以和郭沫若排在一起呢——我的姓氏笔画和郭沫若是一样的嘛！”或者是：“某某人号称才女，可是有一次我在台上讲演，她竟然说她一句也听不懂。”有时候赵老师也比较谦虚：“行行出状元，或许我有些地方比不过郭沫若那些人，但他们也未必没有比不过我的地方，我研究解放区文学，他就未必行嘛。”……就这样，在赵老师幽默的讲课中，我们如坐春风，健康地逐渐成长着。
因为仰慕赵老师，我们也打算经常去找他请教。但是赵老师虽然嘴上叫我们去看他的戎装像，其实并不喜欢一般人去找他，有才华的人去找他他才高兴。不象陈老师，虽然有才华，有点目中无人，但对文学青年却一例热情。我有一个诗人同学，名叫大壳。诗写得不错，有段时间因为崇拜赵老师，老往他信箱里塞自己的诗作（我自然也想塞，但知道赵老师眼光高，不敢献丑）。过了不久，大壳耐不住了，力邀我陪他去找赵老师。赵老师因为是有名的大师，学校给他独门独户的一幢小楼。 （16）我们小心翼翼走到他家门口，胆战心惊地敲门。一个妇女的脑袋伸出来，我们一看，是教我们班马列的张老师。原来张老师的丈夫是赵老师，怪不得张老师平时总是有意无意表现得神气活现的，上起课来，总给我们灌输大道理，要我们安贫乐道，培养高尚的理想和道德情操。听多了，我们总以为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教唆我们吃傻药。她自己未必就那么高尚。现在看来，是我们错了。如果她的丈夫确实是伟大的赵老师，我们就错定了。她上课的那一套就不是姑妄言之，夸夸其谈了。她是真心的。她每天陪着高尚的赵老师，思想境界能低得了吗？
张老师认出了我们，马上说：“你们来了，进来罢。先生在家。”可见她很有自知之明，知道别人不会找她这个教马列的。要找只会找她伟大的丈夫、诗人和学者赵老师。当然，也可看出她对自己丈夫的无比热爱，她深知自己丈夫很有才华，深知这种才华对青年学子的蛊惑力。因此，来访者不须多言，她在心中已形成默契，乖乖地就把来客引向丈夫。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爱情！那些只知道肉欲的男女何能及其万一。
赵老师正坐在大藤椅上看电视，手里抱着个暖壶，脚下踩着个小木凳，又不好好踩，而是把人家象个土拨鼠似的拨来拨去，显出一幅对生活举重若轻的态度。电视里播的是连续剧《孔子》。张老师解释说：“先生平常没时间看电视，每天只是吃完晚饭，休息时偶尔看看。”我们这才注意到张老师称呼赵老师为先生，不禁心里暗暗赞叹。光从这称呼就显示出了张老师的素质。（17） 有些人把自己的丈夫称为爱人甚至老公，那是她的事，我们管得没那么宽。但象赵老师这样伟大的人就不同了，他仅仅是一个正值更年期的胖女人的爱人或老公那么简单吗？决不。赵老师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就象鲁迅先生，如果许广平在文章中谈鲁迅，开口闭口就是我爱人我老公什么的，你会不会感觉异样。就是嘛，你会的嘛。人和人身份不一样的嘛。张老师的称呼好象是一个小问题，但和寻常夫妻相比，高下一下就出来了。
我们知道赵老师是不喜欢孔老二的。他看电视，大概是想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这么无聊，拍这些破玩意儿。我猜，几天后，我们肯定能看到赵老师对此的辱骂文章（他和陈老师一样，也喜欢辱骂）。这时，藤椅里的赵老师听见有脚步声，脖子标致地扭了两扭，扫了我们一眼，又马上又回过头去了。我们不是很有才气的文学青年，而是附庸风雅的文学青年。赵老师对我们视而不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很惭愧，知道自己不配来见赵老师。要知道，赵老师虽然有名，但很愿意提携后进，只不过要看这个后进值不值得提携。我们学校有个青春才女，因为中学里喜欢写诗，写了送给赵老师拜读，赵老师一看，说很好，于是帮她联系出版，并亲自撰序，奖勉有加。又怕才女因为写诗太累，考大学有困难，奔走呼号，把她破格免试招进中文系，建议重点培养。 而我们来了，赵老师甚至懒得看我们一眼，谁叫我们没有才气呢？有一些大才子就是有这样的怪脾气，你也有才气，就给你青眼；你没有才气，对不起，只好用练得很熟的白眼招待了。幸好，张老师不是大才子，她倒没有怪脾气，她的眼睛又大又青，象个大熊猫似的瞪着我们，很热情地说：“坐坐坐，不要紧，有什么话，告诉先生，现在他正有空，待会儿恐怕不一定有空了。”
于是大壳拉着我，很小心地在椅子上厕身坐下。赵老师仍专注地看电视。我们不敢打扰他，只好也局促地看电视。但又怕赵老师马上没时间看电视了，去看书了，心里很着急。幸好，赵老师开口了：“你们是哪级的。”大壳赶忙回答了，然后愚蠢地说：“我们都是文学青年，我们爱写诗，我们象爱戴您那样爱写诗。”赵老师嘴角一撇，似乎有一丝笑容。大壳当然不会放过这丝笑容，赶忙接着说：“因此我们常常练写诗，写了诗又想给您看，前几天就往您信箱里塞了几首诗……”
赵老师打断了他：“哦，原来那些诗是你的。我看了一下——这种东西，我每天都要收到一些，全国的都有。——意思不大。写着玩倒是可以的。”赵老师很高屋建瓴地评价着，眼睛仍望着电视，脚下不停地拨弄着小木凳，颇有大师风范。他的水平确实很高，对大壳的诗评论得举重若轻，我们这些人是没有这个功力的。
得到批语后，大壳如愿以偿了，于是我们只好告辞了。
在路上，大壳有点不高兴，认为赵老师太高傲，不是青年导师的态度，不肯提携后进。我为了安慰他，给他举了不少赵老师提携后进的例子，比如赵老师推荐了那个青春才女啦，赵老师吹捧了不得志的陈老师啦，等等等等。越听大壳这才越傻眼，原来赵老师并不是不提携后进，而是很乐意并且已经提携了很多后进。(18)之所以不提携后进大壳，恐怕还得从大壳本身找原因。一句话，那就是大壳不值得提携。赵老师不是常教导我们吗？不要做空头文学家，能写就写，不能写就去干别的营生。他还说，在文坛上，人家大狗既然在叫，小狗就不要叫了罢。人要有志气，要做就做大狗。其实赵老师已经看出大壳做不了大狗，才故意对他冷落的。你想想。做小狗多惨哪，叫声全被大狗掩盖了，连作陪衬都不配。勉强把大壳给提携上去了，其实是害了大壳。在文坛上混，又不是特别赚钱的事。想想曹雪芹，穷得连饭都没得吃。马克思当年还希望他女儿嫁个有钱人，免得象自己，写了一辈子书，常常饿肚子。《资本论》的稿费甚至吃不起一顿象样的饭。我还告诉大壳，赵老师不仅是不提携你，对自己的女儿，也是这样大义灭亲的。
一提到赵老师的女儿，大壳才默然。我们都知道赵老师有个漂亮的女儿。是赵老师的宝贝疙瘩，学外语的。但这个女儿不争气，找了个男朋友，竟是历史系的研究生。要知道，学历史的找工作很难，而且这一辈子别想赚多少钱，要想吃香的喝辣的，恐怕只有在梦中。赵老师在中文系当了这么久的名教授，每个月工资才一千块多点，出去开会想坐软卧也不能随心所欲，而现在学经济、计算机的本科生，在外企干，一月赚五六千，飞机都坐腻了。历史系比中文系还不如，何况女儿本身就是学外语的，好工作任她挑，不能反而找个学历史的丈夫受穷。赵老师听到这个噩耗之后，如同青天霹雳，好几天不想吃不想喝。倒不是因为没香的和辣的，而是怕女儿将来吃不了香的喝不了辣的。女儿不识趣，看见老父不吃不喝，还以为病了，亲切问候。赵老师这才苦口婆心地劝女儿，跟那个人分手，并说其实自己早就给她物色了一个，学计算机的，品貌又高，才学又好，比那个人强几万倍。没想到女儿平常倒是挺聪明的，这回却是猪油蒙了心，一心要嫁给那人，不肯听劝。赵老师口干舌燥，毫无用处。越想越为女儿的前途恐惧，女儿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预想使他肝肠寸断。终于，这一天在苦劝无效之后，他不顾一切地给女儿扑通一声跪下了，(19)求女儿开恩，收回成命。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女儿看到老父如此伤心，这才幡然悔悟，坚决和那人断绝了来往。这件事传出来后，一时在我们这里成为美谈。赵老师爱护子女的拳拳之心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也感动了现在的大壳。赵老师不愿提携大壳，实在是因为大壳的才华不在小小的诗歌上，他应该在其他方面寻求发展，否则，大壳只能一辈子受穷。赵老师为了不让后辈受穷，对女儿的婚姻那样阻挠，对大壳这样冷落，其道理是一样的。他其实是爱护大壳，想用这种方法把大壳劝回头罢了。
我们大学的很多同学都是被赵老师用这种方式劝回了头，至今或做生意，或当官，几年不见，再见到时，都长肥了一圈。只有大壳是好言难劝的该死的鬼，虽然我那天给他讲了那么多，他感动归感动，诗却是照样写，正经功课一塌糊涂，最后只能被发配到郊区的中学教书。过几年再见到他时，他已是瘦了一圈，只有脑壳还是原来的那般大。而精神照样好，实可怪讶。尤其在叙旧后，我们一伙去吃饭，在饭桌上，他的精神尤其好。胖了的同学动筷子都懒懒的，只有他，一双筷子指东打西，使得雷厉风行，转眼间在他面前的一盘麻辣鳝片就阙如了，嚷着要再叫一盘。大家都为他诗人的率性感叹了。只有我知道，这小子不知一年猪油可曾吃过几回呢！哪里去吃得到这么香辣的鳝片。
后记：当我回思了这些多姿多彩的学生生活时，有点热泪盈眶。于是我又产生了一个冲动，想对这些老师的优秀品质作一个归纳考证，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考证成果恐怕对教育学有些帮助。上面这些回忆录似的考证材料就可以看作阶段性成果。但很遗憾，当我对这些材料进行排比分析时，发现自己的想法是十足幼稚的。美的东西各有各的美，外在的分析如同用钞票擦屁股，自鸣得意，实际上对本来目标却是有损无益。因此我就仅仅把材料搁在这里，倘有人能从中看出他们恩师的影子，就足以叫我欣慰了。另外，现在怀念恩师好象也蔚为风气，什么王国维、陈寅恪之流都受到他们各自学生的肉麻吹捧。 我写这些，也有不让他们专美的意思在内。(20)
【注释】
(1) 本来我也曾考虑过以姓氏笔画为序，但后来放弃了，一则是因为“编年体”眉目更为清晰，一则怕反而给大家造成文章中有的老师可能更伟大的假象，那就有违我的初衷了。
(2)此种鞋带七十年代末上海所造，当时颇为时髦。为两组暗绿色的经线以互成90°角编织而成，每组经线的组织点都是一上一下。浮在表面的一组经线上下分开，沉在下面的一组经线则以45°角从中穿过；然后，上浮的一组经线改作下沉，下沉的一组经线则改作上浮，如此循环编织……质量优良。请参看《中国纺织史》589页，上海春申出版公司，1981年版。
(3) 我们那里把扑克牌的女皇“Q”叫做“圈”。江老师说我是阿圈，是知道我文化程度低，这样叫也许我听得懂，并不表明江老师也不会读。希望大家注意。
(4) 她们是被酱油厂雇用，专门给城里各商店送酱油的。每天要拉四五车（大年三十可能会减一车），早上四五点出发，下午四五点回来，天天如此，根本没时间学习。
(5) 当然，他的方向还不至于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我这人很客观，不会因为是自己的恩师，就无限拔高，上纲上线。
(6) 有人指责我，说你怎么素质这么低，就知道传播跟生殖器有关的谣言，传播点别的不是更好，比如蒋老师贪污腐败之类。这话倒也实在。但他忽视了一点，就是我当时才十岁左右，远没有今天这样懂得忧国忧民。再说了，传播什么都不如传播这种生理上的事让人心里踏实，让人有成就感。你不传播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事，怎么能保证会有听众，怎么能有杀伤力，老百姓苦闷的日子怎么打发。他们又不能花天酒地，公款吃喝，这点唯一的乐趣你怎么忍心不提供？他们可是纳税人啊！
(7) 组长的高兴不是没有原因的。前段时间蒋老师当众表扬了其它三个组长，说他们认真负责，每天都能抓到没做作业的人。这无疑对我们漂亮的小组长有较大的心理压力，那几天她收作业时一直闷闷不乐。而我竟忍心欺骗她，暴露了我一贯冷漠自私的人生观。
(8) 有一个细节需要补充，当时桌上的收音机里正播着国际歌，在雄浑的节奏声中，炉火又照亮了江老师的半边脸，整个环境当时呈现出一种暖色调，使我有找到了组织的感觉，心里啊真是暖乎乎的。
(9) 飞砂走石是詹老师给我们的通感，一种修辞手法，倒并不是真的。
(10) 本来在父亲采来柳枝的时候，我还和他谈笑了两句，他也笑呵呵地和我对答。接着他就突然翻脸，对我下毒手。我至今也没搞明白他为什么那般变态。
(11) 我当时的同班同学方子郊指责我心地阴暗，老去注意人家余老师高耸的胸脯。他说他可没闲工夫注意这些，他对余老师印象最深的是她腋下的毛发。余老师在课堂上一旦发现谁注意力不集中，就会伸臂一指，这时她腋下的毛就突然跃入他的眼帘，使他眼前一黑，差点吐出几口鲜血。“狗屁！命都顾不过来，你怎么会有心情去注意胸脯。”方子郊喘了一大口气，愤怒地将这篇稿子摔在我的桌上，似乎心房还在嘭嘭嘭地跳动。
(12) 当然，黄老师在分数出来之后，曾暗示我说为了怕我因为感激他，老觉得欠他一点什么，特别允许我送他一点什么。虽然我觉得没什么。但黄老师最终扣住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我只好回家拿了一百块钱给他，他才满足地看着我离去。但这点钱又够什么用呢？钱这东西赚起来难，用起来是很快的。你们说是不是？
(13) 北京大学的檀作文对此教师的形象提出异议，认为不可能有扎马尾巴的男老师能上讲台。按此公我还比较熟，十里外就能闻到他的腐臭气，看问题老是胶柱鼓瑟。如果当年李斯和赵高带上他，从沙丘宫回咸阳的时候，就不用费心找一车鲍鱼来乱味了，有他的迂腐之气足够了。他根本不知道非常之人不可以平常的法规去约束。人家陈老师的背景说出来可能要吓大家一跳，他是“有特殊贡献的硕士学位获得者”，我们校长因此特批他可以扎着马尾巴上讲台。校长还专门在校务会上告诫，不要去打扰陈老师的思想。何况特批是我国社会的一道靓丽风景，是我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难道大家不知道什么叫特批吗？没吃过猪肉总该见过猪跑罢！为什么别的领域的特批大家有什么脾气也只能藏着掖着。特批一个老师扎着马尾巴上讲堂什么的，他反而有脾气，这不是迂腐是什么。
(14) 我在括号里注上一个英文单词，是力求严谨，没有别的意图。但是，如果确实有人看出我想炫耀自己“学贯中西”，也请其中的知情者不要揭露我的英文并不好的客观事实。我这也是没办法，谁叫学术界有这么多“学贯中西” 的厉害角色呢？他妈的，前不见古人，后未必有来者，博学鸿儒全聚在当今盛世了，简直叫人没法活。
(15) 不记得谁曾说过：“不愤不启。”意思是说教导学生要先给学生提出疑难，让学生去搜肠刮肚地苦思冥想。等到学生想不出，气不打一处来的时候，再适时启发他，往往能收到极好的效果。陈老师好象是在运用这法门。不过，陈老师比较讨厌孔老二，怎么会抄袭他的办法，个中原因我想不通，我准备打报告向上面申请一笔课题经费，对此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也热情欢迎热爱文化的赞助商提供赞助，TEL：62207376。
(16) 据说我们系里有些老师对赵老师住上独门独户很不满，理由是他们中有的年过而立也只能在办公室搭地铺。这我确实相信。我就认识一个类似的老师，和老婆相隔万里，完全放弃了本该唾手可得的、美满的性生活，天天睡在办公室。我每次去看他，他总是仰面朝天躺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唉声叹气。他的躺姿常常会令我有种想给他做手术的冲动。我后来都被这种冲动吓得不敢去见他了。但是他们的遭遇并不能怪谁，他们如果有赵老师这么厉害，也就不会睡桌子了，你说是吧？
(17) 也有人不但自身没这种素质，还要对有这种素质地人横加侮辱。有一个女读者愤怒地向我投诉，说她丈夫是个诗人，才三十出头，才华如洋，将来是注定要拿诺贝尔奖，为民族争光的。她平常里里外外都是称她丈夫为先生的。有一次竟为此遭到了无知之徒的羞辱。而这个人竟是她师兄。这位疾贤妒能的佞人在她提到先生的时候，故作迷茫地问，先生？哪位先生。以此逼迫她说出她那伟大丈夫的名讳。之后还哈哈大笑说，你别他妈的让我起鸡皮疙瘩了，你说是×××不就行了？什么先生后生的。作呕！按如果投诉属实，我们将严厉谴责这位师兄的焚琴煮鹤的小人行径，口无遮拦的市侩作风，并真忱地期待他的认识提高，从而为自己上述言行忏悔。
(18) 也有人曾经辜负过赵老师的提拔。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赵老师出游，到了一个农村，他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地上写字，就踱过去，笑眯眯地说：“小姑娘，你在写什么呀？”女孩回头看见一个儒雅的老头子在色迷迷地盯着自己，回答道：“我在写诗。”赵老师说：“很好很好。小姑娘，你知道我是谁吗？什么，你连我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哎呀，可惜可惜。看你是小姑娘，就告诉你罢，我是××大学的赵老师呀。小姑娘，别放弃，好好写。到时我推荐你免试上我们大学。”这个女孩听了赵老师的许诺，以为入了保险箱，天天只写诗，把所有功课丢之脑后，后来成绩差得实在不够保送资格。完全辜负了赵老师的一片苦心。她干脆开始写小说，飞快地写完一部长篇，却被当作黄色读物查封了。唉！！天下不自爱的人多如此类，连赵老师都救不了她。
(19) 某公提出怀疑，说堂堂教授、博士生导师怎么可能给人下跪，况且是自己女儿。此公肯定是个正人君子，他的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原也不相信堂堂教授会这样。但这材料是广阳百科全书出版社张健松告诉我的，他经常向我提供类似信息，并赌咒发誓决不骗我。有疑问的读者可以直接和他联系。他的通讯地址：100888广阳百科全书出版社二版组。TEL：86051745。
(20) 有人说，你的这些个老师怎么能和人家王国维、陈寅恪比呢，人家可都是学术大师啊！按此言甚谬，不值一驳。王国维、陈寅恪之流和我的老师们虽然教的课程不一样，但都是为祖国培养花朵嘛，都是为人民服务嘛，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诸君再有什么噜苏，对不起，正告诸君：在我褚某人眼里只有老师这个概念，没有教师和教授的区别。相反，某些人开口闭口恩师长恩师短，却只是指他的研究生导师，或者甚至是根本没教过他，只是能提携他、为他谋幸福的人，而把以前受的教育当成是随着产道一起滑下来的，我偷偷地以为是不足取的。
人生快意，但紫笋烹泉，银筝侑酒，此外总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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