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保留的云南

爱语录 117 0

有所保留的云南

  阿贝尔

  元谋 8月4日清晨

  火车轰然(悄然)潜入。被我们贴近了170万年的红壤依旧润泽葱绿。夜里像是刚刚下过暴雨,灌木丛已经从昏迷与委靡里苏醒。随处可见裸露的红壤,新红如人类从未愈合过的创伤。河流的高潮已经消退,两岸冲积过的痕迹如血,依然奔流的河水如血。不过无论怎样如血,也仅仅是一条在夜晚发情的河流,两岸青山的碧绿、稻田的碧绿,还是给予了我们更多的宁静和善的沉思。我想,泛滥的血河也有枯水期,但我怀疑它的清澈,因为它的躯体从来都是血红的,而且早已沙化。

  也许我是在回到故乡。一个仅仅一生中偶然呈现出两三个梦影的故乡。而我们今天的血之红色素,正是由这红壤染成。我们在原初的很多时候,就像火车煽动的灌木,齐刷刷奔跑在山岗上。

  不见雨,但还能嗅出雨的味道。混合了青草味、炊烟味和铁锈味。想象午夜或者凌晨,先于我们到来的那场暴雨,想象从粗砺的雨线下到地上的雷电,我仿佛获得了祖先的某种记忆——天空被撕裂,然后是大地,包括灌木、豪猪和正在走出丛林的我们。

  元谋静悄悄。我的感觉和遐想静悄悄。雾霭在消散,缭绕在葱茏的山腰或挂在红土的崖间,明明是有形的水,却老觉得是如今不易目睹的比彩虹罕见的神物。东边靠山的天际居然出现了一抹朝霞,元谋的朝霞,它有与元谋的红壤一样的颜色;在我的感觉中,元谋的朝霞是落日的余晖之一种,且眼看就要熄灭在更为广阔的铅灰的阴郁里。

  我的一些梦境在元谋被应验:并不太高太雄壮的山,山的浑圆和清翠,山间曲折的草径和偶尔出现在红土崖的某个绝境,土坯房的村落,血色弥漫的河流……几天之前,或几月几年之前,它们出现在我的梦境,而我自己,也像是在现实中走在元谋的某个山头、某根小路或某个迷宫一样的村落里,且留下了比现实更感性的记忆。

  元谋是云南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我想,把元谋流失的红壤加在一起,够再建立一个元谋,一个别处的元谋。我希望有这样一个元谋,是元谋的某个过去,可以经受更多时间的暴雨冲刷的过去,而不是上海或者香格里拉。

  昆明 8月4日上午11:10

  一两个电视镜头或几个段落的描述性文字不能完成的一个想象。无一点经验的地理,想象总是落空,对想象的不适类似于天堂。

  火车进入昆明站。钢轨、信号灯、水泥站台、人行地道、一整列火车吐出的人潮……昆明,从想象落到了实处。不愿意急于出站,不愿意承认昆明,不甘心一个幻念中的城市就这样被世俗占去。

  昆明,我宁愿它是一个虚词。

  皮鞋,旅行鞋,凉鞋,布鞋。多如昆虫一样的脚在移动。背包、提包、塑料袋、蛇皮袋、拉杆行李箱,装不下每个人脸上的茫然。出站,凌乱和垃圾像一行行黑体字强调着昆明的真实,开了膛忘了缝合的街道吸干了最后的一点想象的血,只有永胜路、昭通路、丽江路残留着一点幻想的余温——它们让我联想到几位云南诗人的诗歌。

  在步行去吴井路的途中,我接受了昆明像成都一样也是一个人居城市的事实。虽然接受起来有些残酷。

  司家营 8月5日上午

  昆明北。肮脏的城乡结合部。马粪。苍蝇。肮脏的马车和马车夫。诗人JJ举着摄象机录象,聚拢的人突然转身、捧脸,作鸟兽散。面对城市里这样一个实在又飘忽的民间,我唯一想到的意象是海浪对沙滩的冲刷。在城市里,没有城市的元素,如同在乡村没有乡村的元素,像一出多幕剧,隐约显露出现代主义的荒诞。围观者知道一些,我们知道一些。看马的身坯、表情和目光,依旧诚实如它们的远祖。在进化的路上,人已经捷足先登。

  我坐在马车的后排,一手举着相机,一手不停地驱赶着高原的苍蝇。我捕捉到了前排两位刚刚度过金婚的回族老人的回眸。无论太婆头上的白纱头巾如何地洁白,我也想不起她少女时候的模样,倒是老爷手指弄唇的鬼笑让我觉得他依旧保存着一个小伙的顽皮与活力。

  在去司家营的马车上,孤独和一个女子背靠背坐在我的身体里。我看见的铅云、寂寥和路边的泥泞与小块荒芜,它们却看不见。一个女子坐在我的身体里,我的爱装满了肾上腺却不能直接传达给她。爱是固体的,中间隔着感伤。从去司家营的马车上开始,整整36个小时,我都经受着感伤这个绝缘体的磨练。

  司家营是一个城郊性质的村庄。快餐盒式的水泥楼,黯淡无光的各色玻璃窗,刺目的铝合金窗框,裹胁了泥泞与垃圾的水泥路面,慵懒的行人慵懒的目光,无精打采的苍蝇店……只有往来的马车是一道风景——它们让我想起了古代和异域。

  我要去、要说的司家营不是这个司家营,而是司家营背后一片荒芜的湿地——不是地理概念的湿地,仅仅是被积雨浸烂、被野草遮盖的水洼。我能想见这片荒地还是粮田的景象,就像我后来在大理和丽江看见的那些稻田和桑田,呈现出生机和希望,也包括幸福。可是眼前,全是荒芜,或稀疏或浓密的荒芜,穿插着泥泞的田埂。泥泞是另一种荒芜,弥漫着恶臭。

  在走走停停,或回返或迂回之后,我们终于跋涉到了一排窝棚前面。这窝棚,就是我们的司家营。铅云还在,但昏昏太阳出来了。昏昏太阳也像泥泞。有野狗在窝棚外面游荡,不断地拿鼻子在草丛里嗅。我感到一阵恐惧,想到那草丛中会有谋杀案描述的碎尸。远处的青山清清楚楚,青山下面的高楼清清楚楚。在青山和高楼的衬托下,我们驻足的荒野多了几分寂寥与凄惨。

  我最先看见的凄惨在进窝棚大门的一段泥泞里。那是一段无法用文字描述的泥泞。糜烂几近死亡。要是正落着雨,泥泞便也是真的泥泞,可是我们目睹的泥泞恰恰正照着昏昏太阳。一滩滩劣质胶水一样的太阳,让我不寒而栗。两个小孩赤脚在泥泞里推一辆三轮车,三轮车的前轮已经进了大门,两个后轮还深陷在泥泞里。我见过泥泞,却不曾见过这般的泥泞,它足以吸尽一个人最后的信仰、希望和体力,只不过那两个赤脚的孩子和他们骑在三轮车上的父亲没有意识到而已。

  诗人JJ和医生S踩着泥泞走进了窝棚。我站在大门口的泥泞边不想再动。JJ和S是心里有爱的人,特别是S,还带了药物和青包谷棒子;当他们走进潮湿、低矮、幽深而又肮脏的窝棚深处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从他们头顶石棉瓦的缝隙倾泻下来的光亮,一抹一抹,不再像是劣质胶水,而有了通常阳光的质感。

  我走进去。不敢确定是有爱支持。我感觉到有东西在一点点滋生,像雨后屋顶的滴水。我摸到了自己身体里的青苔。撇开青苔,看见了光照。要我怎么为你描述窝棚里的景象,说它是猪圈、公厕仍然不够。4个孩子躲在那辆沾满泥浆的三轮车背后,我过去为他们拍照,他们愣愣地望着我,木木地笑。躲闪。我不忍按下快门。他们的衣服肮脏又褴褛,脸也像是肮脏又褴褛。我觉得,在这样的情景里,面对这样的人,按下快门是不道德的。

  S医生在一间屋子里问诊。JJ在录象。JJ的红衣裳像火,却驱逐不了满屋子的晦暗和苍蝇。穿人造革外套的男主人在笑,成团的苍蝇在飞,3个孩子望着JJ手里的机器和S医生丢在地上的青玉米棒子。我把头伸进屋,又缩回来,目光掠过苍蝇恰巧碰上男主人的笑。我不曾从他的笑里察觉丝毫悲哀的意味。是一种好意,也是本能,像早已干枯在他某一位远祖脸上的木菌。主人和S医生都叫我进屋坐,我却不能,我分明看见那不是屋而是地狱。我在想,我的视线接触到的那些物件,每一物件,人怎么去接触。比如那一架所谓的床,怎么把身体放上去(还做爱)?那几个碗,怎么把嘴搭上去?还有那个漆黑的茶盅,那几双爬满苍蝇的筷子……我坐在门外一个塑料独凳上,这样想着,把视线挪开——我发现,偌大一个空间,没有尽头的走廊,一排排的门,竟然没有可以供我停放视线的地方。

  一个小男孩走出来,背着一个破烂的书包,站在离我两三米远的地方。小男孩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一看就知道书包是从垃圾里捡来的,于他还只是个懵懂的想往或者道具。我惊奇于他的眼睛(圆溜溜的眼睛),发出的竟然是冰冷的光。但很干净,很柔和,类似于花苞和草芽的光。我举起相机,对着他,对着他花苞一般的眼睛,草芽一般的脸,按下快门。他的脸黏糊糊的,有些脏。我叫他过来,问他名字,给他看屏幕里的他——圆溜溜的眼睛,黏糊糊的脸,放在嘴边吮吸的手指。他看了,悄悄地走了,目光里依旧没有一点温暖。我是很想他对我产生一点依恋,可是没有。我心头一热,眼泪哗哗地淌出来了。

  此时此刻,我在我蜀山的书房想司家营,想那个荒野里的地狱和那些地狱里的人。照片是清晰的,记忆却开始模糊。

  走的时候,我们在大门边遇到一个见过些世面的青年。他跟我们说了很多心里话。他16岁就从昭通老家跑出来,捡垃圾、赶马车、送水、挖地什么苦力都干过。末了我问他:“跑出来过这号日子,莫非老家还不如这里?”“当然不如,要是如,哪个愿意出来受这个罪?”他说,“出来些年,最大的收获不是挣了好多钱,而是长了见识,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敢跟你们这样的人说话了。”这里已经是地狱了,而他的昭通老家竟然不如这里。这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记起已故的孙世祥,老家正是在昭通巧家,一篇《何时能报答》,写尽了昭通农民的悲惨。

  马车载我们走出泥泞,走上新铺的柏油大道。高原的风徐徐吹来,带着新鲜柏油的芳香。我在感觉到凉爽的同时也感觉到轻松。在司家营,总觉得有一座山压在我身上。马车开始飞奔,外墙考究的高楼和做工精细的绿地飞速倒退。我再次感觉在一出荒诞戏里,只是这一出荒诞戏本质上是个悲剧。

  柏油大道很快会延伸到司家营。窝棚里的人眼前最操心的是窝棚拆除之后他们去哪里。要不了一年,荒野将变成高尚住宅,变成会所和绿地。

  西南联大 8月4日下午

  现在是云师大和云大。我愿意仍然叫它西南联大。记得几个人,沈从文,闻一多,李公朴,汪曾祺。

  最想看到沈从文。只是不知道他住哪栋哪间,住在哪间写《长河》。1938年7月29日晚11点,沈从文在这里写了《长河》5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湘西秋天的阳光从记忆里照过来,落在稿纸上。窗外是大雨,打在瓦片和竹梢上;闪电雪白,炸雷在头上滚。窗户还在吗?窗户在哪里?历史碎了,瓦片还在吗?竹子还在吗?

  走在云师大校园里的联大路,看见一棵枝如虬龙的老树,心里一震。沈从文熟悉的树。他一定注视过,靠过,抚摸过。还有闻一多、李公朴。树安静,依旧枝繁叶茂,想必多情的沈依偎它抚摸它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有些怨时,为什么对人残忍,对树宽大。

  闻一多就在树的背后。英雄化的闻一多。情态。或许不是真的闻一多。真的闻一多儒雅,书生气,不会把良知掏出来握在手里,而会揣得很深,紧贴在骨头和心。

  离开闻一多左拐,不远,就是西南联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幅木牌,架于两根石柱。我喜欢木牌的黑色和字的书写。黑色是民国的颜色,时间的颜色,而饱满、随性又不乏骨感的书写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拓片。从那之后,再没有看见。

  我知道,我所置身的西南联大只是一个主题缩写,连遗址也算不上。进门的路边有几尊塑像,他们多是西南联大权力和学术牛人,不是喝过哈佛的墨水就是镀过牛津的金。我一一观瞻,以为可以觅得沈从文。我错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啥都不是。”昆明的朋友这样告诉我。“他总是个作家。”我不服气。“作家算个啥?在我们国家,只有政治钦定的人才算人物。”朋友说得很淡漠。很多人都这样了,从不认同到认同,再到同流合污。

  就我所知,西南联大时候的沈从文差不多已写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已经是拿得上台面的牛人;不提四十年后失之交臂的诺贝尔文学奖,也该在西南联大有一席之地。下细想,政治还真无耻,对历史的抽取总是功利的,一点不照顾事实与审美。怪不得88年,瑞典方面询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沈的近况,参赞居然不知沈为何人。

  因为闻一多、李公朴,我在西南联大只看见铁匠铺里被烧红的铁。树木花草之类的植物虽不缺乏,但怎么看都只是做燃料的。现在掩映着死者的衣冠坟。在坟间,我惊喜地看见一个女生坐在一个男生的腿上。我喜欢这样的遗忘。

  我不知道西南联大有什么东西留传到了现在,但我知道墓碑上的悼亡诗不是。他们呼唤的正义、光明和自由仍然依稀。而且因为依稀,我们都已经不呼唤了。我低下头去看脚下的地砖,将信将疑,它们又太干净了,以至于感觉连风化的痕迹都像是一种蒙骗。

  云大校园里有不少老树让人肃然起敬,阳光洒在上面,风吹来,都是沉默。它们比人有思想,有骨头,更比人美。云大校园里还留着一些老房子,保留着一种珍贵的过去时态。特别是那一栋木结构的红楼,让我忍不住要想念那些曾经在楼里居住过的人,他们大凡都死了,但我总觉得他们还活着,活在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的空气里。他们当中有个人叫沈从文。在我的感念中,这些老树和老房子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唯一的过去。

  滇池 8月5日傍晚

  西天际的云层是真的,远山是真的,水泥楼群是真的,但水开始变假。

  水里的游艇是真的,蓝藻是真的,垃圾是真的,但我的倒影开始变假。

  昆明 8月6日上午

  一早从吴井路打车去黄土坡车站。在黄土坡下车,LW的深蓝色旅行包忘在出租车的后备箱。几分钟之差,改变了我们的行程。偶然的因素凑在了一块:没有人注意出租车上动物标志,没有人记住车牌号和司机的姓名,没有人索要车票。

  既定的一天,被一个戏剧性的偶然改变。当LW从街边一栋大楼走出来的时候,谁也没有预见这个偶然。LW背上背着个深棕色皮背包,胸前抱着个深蓝色布背包,光头在高原清晨的阳光里发亮,滑稽的样子已经泄露出戏剧的色彩。深色是戏剧的布景。

  很多年没有见到LW了,对于深居蜀山的我他早已成了一个传说。90年代在一个朋友的书房听他吹箫,感动过好一段青春光景。80年代读他的诗歌,灵魂有过生理的振颤。还有别的诗人别的诗歌,煽起的风是我们迟迟不曾坠落的举力。而今见到,已有些木然。好在我知道这木然不全是麻木,而是一种距离和必要的忽略——时间已经在我们各自的身体里安装了新动力,且不再感性、唯美。丢失的背包里便有他亲爱的箫,还有相比箫更为亲爱的采访机和数码相机。

  黄土坡的阳光弥漫着黄色的尘埃。烟尘斗乱的阳光照见了LW眼睛里突然漫起的惶然。我目睹了一个偶然对生命造成的欠缺和惊惶,而无论这个生命在庸常有多么完美和顽强。为找回丢失的背包里那些亲爱的物件,我们跟着LW打车来回穿行在昆明,像几条受到攻击的鲨鱼一反常态在昆明这片水域里吐水柱、甩尾巴、鄙视劣等同类,直到绝望才悻悻落归。

  在电器商行买到一模一样的采访机,LW把它看成一种幸运,并自我安慰说已经找回了一样东西。第二天在吴井路乐器批发市场买到折叠的独奏箫,LW说丢失的东西他已经找回了一大半。端坐在凳子上试吹的时候,LW尤其强调箫的独奏性。

  午间打车再次来到黄土坡车站,阳光里的黄土颗粒已经是火了。在火的烘烤中我感觉我已像街边烤熟的土豆足够的虚弱。

  武定 下长冲 8月6日傍晚

  武定是一个空蒙,尤其在一个虚弱者的想象里,它的山,它的土坯的苗寨,它九倒十八拐的公路,都是感官和经验无法确认的。

  我们要去的地方叫下长冲,是一个苗寨,看门牌属于一个叫高桥的镇。寨子分坐在通往元谋的公路两边的山坳里。

  一路上,车窗外的阳光很好,虽已近秋日,却有着春光的颜色和味道。春的颜色和味道皆为碧绿的稻田和雨后潮湿的空气所渲染。苗寨都很美,尤其从车上远远看去,视觉的美很突出。青山,翠田翠地,刚刚泛滥过的溪流,青山巨大的阴影,被阴影加重的土墙的深棕色和瓦屋顶的黛青色,树林竹林或某一栋土屋顶上绚烂的夕阳。苗寨大都坐落在山坳里,散得很开,散得朴拙、自然和富有韵律,但当中总有一个核心的部分,像一个繁写的汉字的内部。我想,一个苗寨的内部,一定也有一个古汉字内部的深远的气息,虽然那种气息已经有些没落,有些腐臭,有些寂寂寥寥。

  汽车开得很快,公路两旁的树木又很茂盛,想完整而清晰地拍下一个苗寨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有把苗寨保存在大脑里。寨前寨后的那些树木,掩映着层层叠叠的土坯屋,有的已经相当古老,几百年不止。与那些古树对视,感觉获取了一种涵养。

  苗寨很美,特别是在一个过客眼里,特别是在一个看惯了水泥世界、对泥土瓦屋的颜色、构图和气味有一种特殊嗜好的过客眼里。当然,他最终要获取的不是视觉的舒服,而是隐藏在视觉背后的“隔世”——滇东北高原上的苗寨真有与世隔绝的意味,清幽,纯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喧嚣,当然也贫穷。可是,一个旅行者是不去注意它的贫穷的;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会去关心。一个旅行者注意到的,是苗寨深处与他内心失落了的东西相吻合的部分。比如隔世的清静。

  我在下长冲寨注意到的第一个意象不是公路边那个叫明恩堂的著名基督教堂,而是在寨口一棵枯死一半的老树上觅食虫子的鸡。那只鸡没有什么特别,白色羽毛脏兮兮的,只是爬得很高。我仰头看上去像一只鸟。我们那里的鸡早已不上树了,只会呆在地上。我感慨于这里的鸡尚未退化的“鸡性”,它差不多还是陶渊明时代鸣于桑树巅的鸡。

  LW在山坡上找到了他要采访的对象(一个很难找到词语描述的老苗民:个矮,眉目慈善,头发稀疏卷曲,有女人相,很能说)。LW跑几百里来挖掘他,并非这个老苗本人身上有什么值得挖掘的宝藏,而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块宝藏。一个民国时候的乡绅、牧师,传播基督教,几十年在武定、禄劝和富民颇有影响,“文革”中被处死。被处死也算不上出彩,他的彩倒出在英国人眼里,英国人把他的像塑在了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看得出,LW对历史的挖掘还带着激愤,不像是为了还原历史,倒像只是为了证明历史中虚伪与血腥的部分。这虽也是对历史负责的举动,但我更希望他的动机出自人性固有的良知和柔善。这样也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

  站在苗寨看对面的苗寨,看公路下的教堂和学校,看远山和田野一点点变成黛色。等到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夜色像暗潮一样涌来。没有狗吠,没有鸡鸣,只有嘤嘤的虫子的叫声。一种莫名的死寂像是从虫子嘴里吐了出来,立即在整个苗寨弥漫开来。在死寂带来的轻度惶恐里,我隐约看见深处的过去,在开始变黑的玉米林背后;那个深处的黑暗超出了夜晚本身,但又是充满足够阳光的,甚至那些阳光看上去要比今天更明媚、更纯净。我不知道,在异乡的黄昏里这样去看一段埋进泥土的历史,算不算一种癔病;如果算,这癔病也一定是历史的一种转嫁。一个人在癔病中被处死被埋葬,又在癔病中被挖掘被塑造,我终究觉得这个人有了双重的悲哀和双重的不安。怎么样活得纯粹,如何死得安宁,我以为是人生最高的哲学。

  历史有时候像一袋忘在储存室多年的奶,吸管插进去吸,臭死你。臭奶一样的历史很多,不止边边角角,边角里还偶有清澈,主流往往最浑最臭。站在滇东北苗寨看黄昏,发现自己怎么是一个被历史的浊浪抛在岸上的多余者!我喜欢这样的境遇与身份,一个人在岸上,听着看着奔腾的江河,或坐或站,或追逐着流水跑一段路,最为过激的举动仅仅是把脚伸进卷了枯草落叶的浅水去嬉戏。

  厌倦了看所谓的知识精英诱引别人翻历史肠肚,一个人悄然溜进隔壁的一户苗家。缺了三颗牙齿的男主人正站在水龙头下踩衣裳。不知苗人是否真有拿脚洗衣裳的习俗。苗人的布衣很厚,不用担心踩坏。我蹲下来与他拉家常,一点不觉陌生,特别是他的缺牙之笑,就像我们村当年那个唱“拐拐阳来拐拐阳”的老王。老王(他还真是老王)的女人在屋檐下一边摘蘑菇,一边拿余光瞟我。老王穿着汉服,老王的女人和女儿穿着苗服。

  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老离不开老王家长满青苔的土墙,同时发觉在车上看见的苗寨的美都只一种光学,走近了,只有败破、潮湿、昏暗、霉臭,毫无美感可言。我倒是在这一家人身上发现了美。老王的憨厚,老王女人的娴静,女儿的青春气息。稍微有点萎蔫的红蘑菇衬托了老王女人的美。还有她盘起的粗黑的头发和苗人的白衣黑裙。我邀请她跟我合一个影,她乐意地接受了,倒是她的女儿像是预见了什么,满脸通红地跑了。在千里之外的苗寨与一位苗族妇女合影是一个奇迹,只可惜这个奇迹因为老王按快门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有一张照片上留下了老王女儿灿烂的笑脸(一个苗族少女灿烂的笑脸),在我的感觉中,它就是这个贫穷、破败、昏暗的苗家唯一的灯盏。我也知道这个已经辍学在家的灯盏的光亮是极其有限的。

  我给几个玩耍的小孩拍了照。你可以用诸多文字去引申他们幼稚的瞳孔里包含的内涵。我自己也颇为感动。但我不这样看,我觉得那仅仅是生命最上游溪水的光泽,并不包括什么理性,且很快就会消失。

  昆明 吴井路 8月8日上午

  开着窗,有轻微的风吹进来。窗台外面的铁丝上晾着我们在海埂游泳穿过的裤头。窗外矮房的四壁和屋顶爬满了爬山虎(是爬山虎吗),但不像我在南京故宫遗址看见的那样绿得繁盛,大都干枯了。一栋矮房子,外观被干枯的爬山虎攀爬,总让我觉得是一个装置艺术,表现的是一颗为情线缠裹的心。血浸出来,染红了情线。

  LW走了,我回到了起先的自由。我想诗人J和S医生也有同感,只是不愿讲出来。朋友间可能有很多内里的共通,但携带的“场”遇到一起未必都舒服。一个人的自由总是在扼杀另一个人的自由。其实也不一定是扼杀,但感觉是扼杀。或许是某些人的能量场过于强大了,遇到别的比它弱小的场,就会去吞并。这不是他能控制的,而是宇宙间能量的一种转换。

  S医生是主人也是主角,J是摄像,我是听者。蓝幽幽的镜头对着了S医生。因为是在不知不觉中,所以一点没打扰S医生的讲述。我望着S医生,估计能给他一种鼓励。J也在听,但更多感觉他是一个隐蔽的镜头。其实这样很好,因为在讲述者的意识里,镜头是一种威胁。

  昆明4日,接触最多的是S医生。一个人从苏州跑到云南,只为救助那些特别贫苦的人。一个基督徒,一颗毫无保留的奉献之心,让人感动得生疑。在朋友的介绍和我的接触中,他除了每天吃三顿饭是“索取”,其余都是奉献。他在大学教课,薪水都用在给偏远贫困的人看病拿药。他接受美国人的汽车、药品,也只为救助孤儿、难民和边地最为贫困的人。跟他在一起,感觉他没有自己,但凡事又都是从自己出发的,从自己的爱出发的。他的自己像是隐藏得极深,深得感觉有些悲凉。他已四十好几,却依然单身。我们觉得他孤独,在普洱茶馆为他物色女郎,他自己却无所谓。爱已经把自己交付,孤独仅仅是伴随自我的雾霭。想到人生的种种,想到女人对于男人的意义,想到性的温暖,暗地里我还是感觉他有一点点的悲哀。让我放心的是,当我说出这个悲哀的时候,他默默地接受了。看着在昆明的薄暮里接受人生悲哀的S,感觉他原来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可亲可爱的人,而非想象里的殉道者。

  在昆明上午11点的光阴里,S医生讲述着他的爱情故事。身体坐在书桌的当头,人已回到往昔。话语微弱,像高原的淡云给故事添了伤感。我闭上眼睛,看见了他的丽莎,一个用记忆唤起的美国姑娘,高条,瘦弱,眼眶里盛满柔情。丽莎在S医生的讲述里用自己洁净的脸庞亲吻着孤儿院里的小孩沾满鼻涕和口水的小脸蛋,然后用很多的纸巾擦拭。小孩子们的鼻涕和口水打湿了她大片的衣襟和小片圣洁的胸脯。她的母爱像照在孤儿院的高原的阳光,让孩子们第一次感到幸福,看到希望。落叶萧萧的深秋,丽莎和S医生走在翠湖畔,两个迟到了花期的人品尝着沉淀在生命深处的蜜浆。

  窗外的天光变换着明暗,镜头却固定着。像大多数爱情故事一样,在两个人经历过内心曲折的磨难和传奇般的高潮之后,外部环境的变迁割断了两个人的情感链。有时候,变迁的世界多么像巨浪滚滚的海面,再狂热的爱情也不足维系两个人的厮守。丽莎结束了在中国的工作回国了。因为已经有过谈婚论嫁,S医生便一直等待着丽莎的音讯。然而,一月两月,一年两年,他苦恋的丽莎音训渺无。其间,S医生有过海洋一样的猜疑、推断和妄想,有过泥淖一般的羞辱、恼怒和绝望。

  上午11点的空气凝固了,一绺情书状的阳光落在上面。我感觉到眼眶的泪水到了脸上。S医生停止了讲述,用他惨白的手掌捧住了整张脸。在这个漫长又感觉难受的沉默里,我想象着丽莎在美国的生活,她的近乎自戕的思念。爱情有一个相背的本质,舍弃往往才是最爱。S医生的失恋倒不是因为丽莎有这样一个终极的爱情观,而仅仅是因为她所属的教会不接受她与一个中国人的结合。S医生的讲述回避了悲剧的结尾,而留连在他们诸多美好的细节上。“丽莎,这个叫丽莎的美国姑娘,就是此时此刻想起,我也觉得她几近完美。”说完这句话,S医生哭了。但他自以为忍住了。我闭上眼睛,原以为可以让泪水回到泪腺,谁知泪水像麻线一样簌簌地流淌得更畅快。

  S医生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德兰修女》。我知道,他的德兰修女是丽莎。

  等J拿掉摄影机,我红着眼睛对S医生说,有的人一辈子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便不会再有了;而有的人一辈子可以有很多次刻骨铭心的爱情,比如歌德。我希望S医生能够再有。

  昆明 滇情园 8月8日晌午

  看不见椰子树和棕榈树,却能感觉到在

  她戴着草帽,露出小片胸脯

  与诗歌狼狈为奸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让那片胸脯已经过分松软

  环顾四周,看不见有尖锐的时间

  碰杯之后,我还在想

  在餐桌边等我的二十分钟里

  她究竟是一位现代派诗人

  还是棕榈树下一位戴草帽的哈尼族姑娘

  二十年前读她的诗歌

  怎么也不敢去想会有今天

  她已经老了,但老去的仅仅是她无法挽留的身体

  她的激情和美丽还在,且更为丰厚

  就像我头一天傍晚在她博客上刚刚读到的诗句:

  “翻一次身,尤其是在男人的肩膀下翻身

  意味着黎明即至,那不期而遇的

  必将是浇灌我们心灵的甘露……”

  一个晌午,两个小时,或者比两个小时要短

  但却是我二十年灵魂的一条延长线

  二十年里泯灭了多少恶意的传说,而又

  开出了多少纯善的花朵

  坐在这个属于她又属于我的晌午

  戴一顶仅仅是一个风情符号的草帽

  穿一条好看的花裙子

  保持着传说中一贯的热带的美

  她的灵魂看上去是安静的,甚至

  有一种深秋的冰凉

  不安的依旧是红底白花裙子里面的肉体

  不过已经好多了,那点敏感的波澜

  不再是被外在勾起的欲望

  而仅仅是露出水面的灵魂一角的划伤

  我们碰杯,吃菜,谈天说地

  每一个细节都暗藏了勇敢,她藐视口吃,

  从容地拉锯式地将一个意思表达完全

  一个有语言障碍的舌头

  没准接吻会特别有天赋

  回到滇情园,回到这个立秋的晌午

  她和我,似乎都有几缕迷茫的目光

  彼此间的期待,却与舌头的天赋无关

  我也许很爱她,但那样的爱

  仅仅是对一本几近完美的名著的欣赏

  铁甲山 8月9日下午

  高速大巴载我过铁甲山。我闻到了丽江。车窗外浑圆的草山和低矮的灌木延伸至青天,视野里不时晃过被撕开的红壤的创面,像我们肉身浸血的伤口。我见过高原,但没有见过如此柔美丰润的高原——不能有一点破绽。1904年英国人乔治•弗瑞斯特第一次去丽江,跟随马帮翻越铁甲山,一定有种伟大的感受。30年代那位租飞机观赏玉龙雪山的美国牛人约瑟夫•洛克,他过铁甲山的观感,或许更接近对传说中的香格里拉的展望。

  丽江 8月9日-12日

  我在丽江城外看见的田原和落日布满沉重的暮色。单从空气,便能觉出这是一个已被时间偷换的丽江。

  束河

  在束河古镇木祥的“丽江马帮”坐定,点一支烟,看街上蜉蝣般的游客,感觉自己像一只泊下的船。身下的溪流,溪流上伸手可触的水车,木栏上纤细的牵牛花藤,都让我感觉是一种姻缘。街上走过的马和马车,是借了夕阳的背景对已逝时间的模拟。走出来站在街心朝街巷深处张望,夕阳软软的搁在街道拐角处人家的屋脊上。几根纤瘦的水蕨,已经很轻松地将它划伤。

  我再次意识到一个被偷换的丽江。

  一个人看街,看房,看店,看人,看井,看水,看花……偶尔也望一眼夕阳退去的天空。身体已经在场,却始终找不到在场感。

  我隐约看见那个被偷换掉的丽江,晚清或民初的丽江,甚而至于就是二三十年前的丽江,简朴,寂寥,宁静,晚风有些破旧,秋雨有些凄凉,但它是原本的模样,住着纳西人,说着纳西话,最重要的是空气里飘泊着纳西人的魂——不单单是文化,还包括纳西人的气味和生物场。

  在束河的夜晚,与木祥临街坐着喝酒、说话。点燃一支烟,青烟袅娜缭绕融进夜色。木栏上的青藤爬到了手边。店里和街上渐渐变得寂寥。窗户里,员工们围桌吃饭的声音清清楚楚。幽暗的灯光下,是木祥妻略显沧桑的侧影。

  不曾经见到束河是怎样一条河。一个“束”字,在我想象的画布上勾勒出它的模样,一束,像带枝的花,或者带秸的麦穗和高粱。我愿意束河是这样。当然也可以是“束缚”的“束”,一条河从玉龙雪山下来,野性难驯,时常冲毁牧场粮田,纳西人解了腰带,要把它束缚起来,束成一个纳西女人的腰——未必窈窕,但一定结实、肥沃,野性得到适度控制。

  大研

  我不是一个偏爱阳光的人,尤其是在刚刚立秋两天的八月。我的气质是倾向于雨季的,朦胧,阴冷,感伤,甚至还可以有一点凄惶。我在1976年经历过这样一个完美的雨季。1976年的雨季决定了我的艺术气质。

  现在想来,越来越觉得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走进大研古镇是一种缺憾。无论从整体还是细节看,阳光下的大研古镇都是非常明晰、鲜亮的,特别是在屋檐锯齿一般的阴影的衬托下,视觉和触觉都会捕捉到一片已逝时间的阴凉。那片阴凉像是超越了老木屋、石头街和小河里永不间断的溪流,直接来自古代大研——我越来越相信古代大研依然存留在某个地方,包括那些走马灯式的在我们看来已经消逝的人事。

  想象在绵绵秋雨或春雨里走进大研,人迹罕见,空气和流水都是萧索的,阴冷裹挟在湿风里,一阵一阵,让肌肤和心脏一起收缩。大研是暧昧的,又是清晰的,那些瓦,那些屋檐水,那些瓦上的青苔,那些屋檐水的滴答声,那些穿过落叶或萌芽的柳枝的雨线……这样的大研不是现在,不是晴天里一处商业化的世界级布景,而是一首婉约派唐诗或宋词的蓝本。我是非常偏爱婉约的蓝本的,偏爱石头街上难得的泥泞,偏爱婉约派诗词里词义的不确定性——它们眉骨下的那种迷茫是可以把你带入缺失了时间的荒境的。我独自坐在木楼上,雨水在头顶上的瓦沟里淌,屋檐水伸手可掬,街巷漂泊着潮湿的水雾,大半天才看得见一个戴斗篷的纳西女子走四方街过来,她的长裙,她的斗篷下面仅供想象的眼波,她的步态里泄露的古老忧伤,让我感觉打开了一首史诗的长卷。铅灰的天空,屋顶淡若游丝的白雾,青藤上硕大的雨珠,交织在水面的时密时疏的雨线弥漫开来的看不见的清凄,都是我真正想要的丽江的气质。

  我在大研没有遇雨,便也没有生发如此婉约的想象。我置身在一片略带灰暗的均匀的阳光里,依旧感觉到时间的线形。大研变成了集市,而时间穿集而过,像木楼和板桥下那条早已被污染的“丽江”。当我发现我日夜梦想的大研只剩外壳,而怎么也找不到它的内在的时候,我突然生出一道裂隙般的惊惶。我的根找不到土壤。阳光斑驳,阴影重重,我再也不敢慢下来。我想借助速度遏制裂隙的扩张。那些表面看上去很回归但内里气质却已都市化的酒吧和咖啡馆让我更加惶惑,我希望它们是一些农户,门前摆放的是犁头猎枪蓑衣斗笠之类,而房子里所有的细节也都是一个纳西族人家庭的日常。我知道这是毫无办法的。时间不可逆转。肉体的存活越来越有安全感,但内心与审美却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危险。现代文明在建树我们外在的同时,也瓦解了我们的内心,以及我们内心的所求。

  我有幸在大研遇见了几个人。一个纳西族婆婆。坐在酒吧窗外的阳光里买针头麻线。她多么像是我记忆中的外婆。那一张沧桑的黄铜色的脸。那一双深陷的眼睛,那些被岁月镌刻的皱纹(永远无法再舒展)……青布帕,青布衣,黑布马甲,黑布裤,黑布绑腿。停下来打量这位民国时候的少女,我希望从她苍老但却还健康的身上闻到一点大研的气味。她的左腕套着一个玉圈,颜色已经有些黯淡。我希望这个玉圈在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就套上去了,且从来没有再取下过。我希望为她套上玉圈的那个人还爱着她——哪怕在五六十年前就死去了——而她现在坐在阳光里,便是为了更好的想她朴实健壮的纳西男子。

  一个姑娘。适宜我钟情的那类小个子姑娘。青春流泄着安静与冷淡。她坐在一条略显清冷的街道的拐角。街道从繁华延伸至小山。我不敢让目光在姑娘身上久留。姑娘一直在埋头雕刻她的饰品,不曾抬头张望我们这些路人(此时此刻端详她的照片,我突然滋生出巨大的遗憾:我当时只顾看她,只顾拍照,竟然忘了买下她的一两件饰品)。我害怕她猛然抬眼,撞上我的目光。事实上,直到我离开,姑娘都不曾抬一下头,她一直在木盘上雕刻一些动物和纳西女子。就是我为她拍照的时候也没有。现在想来,我仍然不清楚我是应该像我所为悄然离去,还是将她从她的世界唤醒,让她有一次抬眼,与她有一些语言和气息上的交流。需要补充的是,姑娘没有穿纳西人的衣裳,而穿的是黛青色的长袖衫和牛仔裤,只是胸口露出的小片内衣的图案有纳西族服饰的意味。姑娘有一头长长的略显粗糙的黑发,看得出刚刚削剪过,而且很可能是自己对着镜子削剪的,显得有些凌乱。(我在另一张侧身的照片里看见了她的手,双手,右手拿着雕刀,那是一双棕色的手,光滑,不像捉笔的手那么纤巧,但感觉依旧有无限的柔美。)

  4位纳西族婆婆。4位纳西族婆婆坐在四方街黄果树的阴影里。她们的穿着,她们的表情,她们的沧桑,都是大研古镇乃至丽江的遗产。她们是活着的时间。我从她们面前走过,看见几个欧洲人在为她们拍照。我也拍了她们的照。我发现她们就是我要寻找的失落的大研。透过她们苍老的再也没有一点负担的身体,我看见了时间保留在她们灵魂里的青铜一般的尘埃(那是除了死神之外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古老),而今差不多已经与她们无关了。最左边的婆婆戴着幅墨镜,拄着竹杖,右手托着下颌,酷的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港台明星。中间的一位婆婆竟然掩嘴而笑,羞涩让人联想到她年轻时候的风情。最右边的婆婆扭头朝侧面张望,好奇的目光里有一种朴拙。4个婆婆有3个婆婆的服装是统一的,青布遮沿帽,青布长裙。我打量了很久交叉在她们肩上和胸口的白布带,发现她们背上都背着一个黑布褡裢。我看出来了,4个纳西族婆婆并不是大研古镇的居民,而是像我们一样的游客。但她们居住的地方离这里并不远,她们脸上毫无倦容,有的全是一种光照般的坦然与从容。她们有年龄,她们老了,但坦然与从容使她们在我眼里没了时间感;你注视她们,她们甚至不代表过去,而像4个已经与时间通融的文明符号。

  我很偏爱午后的阳光。很小的时候,我便开始在午后的阳光里获得灵感。午后的阳光有一种明晃晃的倦慵的虚无,它时常呈现出河床底里的鹅卵石。所以在午后的阳光里走进那家“午后阳光”便是理所当然。“午后阳光”还真有一点午后阳光的虚无和寂寥,让我记起1906年初春走进大研的法国人弗朗索瓦•巴德尚。巴德尚的大研已经没在时间之水里,露在水面的(我正栖息的)大研已是一棵转基因植物。我不敢确定时间是否也像硫酸一样有腐蚀性,我只敢承认当下的时间(或者说我们正经历的时间的截面)有腐蚀性,我愿意把消逝的时间看成已经消失的“丽江”,它没有腐蚀性,只有适度的营养;我愿意相信巴德尚看见的大研还存活在一汪清泉里。

  初春时节,烟雨浮动在瓦屋顶,柳枝吐出的新绿湿漉漉,一点一点。圣洁的玉龙雪山隐藏在朦胧的烟雨里。映雪桥上有戴斗篷的人在张望。这是早上。上午,雨住了,但雾气还在,几个穿羊皮褂的纳西男子来到映雪桥上卖黄鹰。黄鹰仰躺在地上,半张着带勾的尖利的嘴,翅膀和腿都捆绑着。3个身披擦尔瓦的彝族汉子走过来,坐在石沿上,体态剽悍目光如火把,每个人的腰间斜插着一把砍柴刀。彝族汉子调头看了看卖黄鹰的人,耳朵上悬吊的白银大耳环一直在摇晃。卖黄鹰的人点燃了烟斗,大口吃起来。3个彝族汉子也凑在一起点燃了自己的烟斗。

  一个头缠青布帕的纳西女人牵着一只羊从桥上走过。羊咩咩的叫唤声惹笑了3个彝族汉子。紧跟着,一对运柴火的马匹走过来;矮种马的棕毛很长,嘴上套了竹笼,脖子上挂了铜铃项链。脆响的马铃提醒卖黄鹰的人听见了桥下的水流声——涨水了。赶马人拿着个木制酒壶,一边走一边大口往嘴里倒着烧酒。在3个彝族汉子听来,他长长的吆喝声割断了小河的流水。

  水雾渐渐消散,顺河看下去,杨柳的新绿已经隐隐约约有点气候了。不远处河面厚厚的旧木板上干枯的青苔,像是因了春雨的浸润复活了。小河两岸楼阁的飞檐乌瓦上还有残余的雨水在滴淌,它们的响声像是古镇千年的慢板。不是停顿,但像是停顿。树木,瓦屋,石头,街巷,人,牲畜,都像是空寂的,时间可以穿过,却推动不了。远处屋檐下石头街上的积水,跳荡着云母状的光块。

  还有很多。这只是映雪桥。如果拿着我们想象与记忆(人类记忆)的摄象机一条小巷一条小巷地走,我们还会看见很多纳西人等同于静止的日常生活细节,它们几乎是一幅幅已经完成的画卷。在这些画卷里,时间是尘埃状的,墨迹是水 雾般的,人影和事件却是永恒的。那慢到静止的空气吻合了虚无的本性。

  悲哀的是,我只有通过想象走进巴德尚的大研,不可能找到巴德尚有过的身体的“在场”。

  2007年8-9月于四川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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