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我应该杜绝以经历来写作
文/侯虹斌
我希望别人说我是用心写作的
南都：你如何定位自己在文坛的位置？你是否从一开始就有信心把自己的作品放在成人世界里检验？
张悦然：几个月以前，我认为我只是一个作者；在我眼里，作家是需要景仰和尊重的。不过这几个月来，我开始听到自己被作家和文坛认可和肯定，逐渐变得更自信了。现在，我的写作速度渐渐慢下来了，有了自己的思考，也渐渐成熟了，开始觉得自己正在担当起作家的使名感和责任感，有一种眼前豁然开朗，灵魂受到涤荡的感觉。
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写的过程是很自然的流淌，也很自然传递到我的每个读者那里。那时我便想，这些应当是很多人有共鸣的，那么读者群也应该是广泛的。
南都：到目前为止，你出的书里，你个人最喜欢哪一本书？
张悦然：我现在出了《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吗》、《红鞋》、《十爱》、《水仙已乘鲤鱼去》等六本。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十爱》，因为我写得最好的是短篇，长篇较难驾驭；还有《水仙已乘鲤鱼去》，因为新书里总是能表达作者新的观念和感受。不过，有朋友告诉我，他最喜欢的是我的第一本书《葵花走失在1890》，因为那时的我是个玻璃人，心都是透明的、清澈的，看的时候让他很担忧，很揪心；而《十爱》里，已经破碎了。
南都：你介意别人称你为偶像作家和美女作家么？
张悦然：这种概念具有排他性，说你是美女作家了，你就不再是作家了，就只能靠脸蛋取胜了，就没有实力了；我也不喜欢偶像作家这个说法。不过，我认为，真正的文学大师就是偶像，鲁迅就是偶像、海明威就是偶像。大家只是把这个偶像狭义化了，当好真正的偶像并不容易。
南都：你认可“80后”这个小圈子吗？在“80后”的春树、韩寒、李傻傻、郭敬明等人当中，把你和谁相提并论你比较能接受？你如何看待他们？
张悦然：“80后”其实没有形成圈子，只是媒体和评论界外加的概念，我们每个人都很个人，各忙各的。我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小团体，一种建立在竞争中的友谊，喜欢有一种氛围，能够互相勉励，互相激发想法。比如，伍尔芙他们那个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包括哲学家罗素、传记作家林顿、政治学家高尔斯密斯•娄易斯•狄金森，经济学家凯恩斯、诗人艾略特、画家格朗特等。他们既相互竞争又互相尊敬。
最近一段时间，我和李傻傻常常被一起提到。我想这是因为我们都先后在《花城》上发表文章，都获得了这个华语传媒大奖的新人提名，不过我和他只见过一面，不太熟悉。我与其他的几位80后作家有的见过，有的没有，但多数也只是仅在活动中打个照面，私下没有交往。可能其他几位作家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并不是别人想象中抱成一团那种感觉。我只是觉得，媒体应该对他们宽容些。书卖得好并不是错，畅销和好书也并不矛盾。
南都：你会在心目中为自己设定一个读者群吗？你听到最熨贴你内心的表扬是什么？
张悦然：我心中没有设定读者群。但我希望我的读者群扩大，希望同龄人之外的人都能承认，希望那些年纪大一些的人更有判断力的人也能接受我。的确，我们“80后”现在的读者大多是中学生、大学生之类的年轻人，这个很正常，喜爱文学的多是年轻人。但这对于我而言还是不够的，只有扩大读者群才是我的努力方向。我把自己放在成年作家的位置上。
我确实听到过很多表扬，但是我最看重的其实就是一句：“张悦然在很用心地写小说。”
与我的生活无关，与我的审美有关
南都：你心目中的好小说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自己做到了吗？平心而论，你认为跟距离这个“好”还有多远？
张悦然：以前我不太看文艺理论，现在慢慢开始看了。我不太喜欢罗伯-格里耶那样的新小说派，觉得他们太炫技。好小说应该有一个故事的内核。
现在我还没有达到我的标准。小时候喜欢过欧亨利，喜欢他奇崛的结尾；不过，现在认为小说应该更从容更随意更自然。当然在我的小说里，还是有一些出人意表的结局，这样故事会好看。
现实中我很喜欢创新，不喜欢与人一样，但惟有在小说创作上，我很保守。也许是野心太大了，我想的创新不是耍花招玩小聪明，而是一个真正的全新的开拓，这也牵涉到一个责任感的问题。在我出生前一百年前，1882年，弗吉利亚•伍尔芙出生；她年纪轻轻的时候，已经开创了意识流，甚至被誉为革新了英语的写作。我们还差得远呢。
南都：你在作品中，为何如此地迷恋于毁灭与死亡？而这些，离你的个人经验又是最远的东西。
张悦然：这和我的生活无关，和我的审美观有关。我总是认为，越美丽的东西越容易被摧毁，越完整的东西破绽越多，越宏大美好的东西背后就隐藏着越大的漏洞，有温柔就有残暴：这是一种平衡。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看恐怖电影？因为恐惧使人满足。人的内心总是隐匿着欠缺的一面，把这种东西挖掘出来，就填满了这个洞。在小说和虚构中经历了这种人生，就得到了满足。
南都：你的写作是基于人生经验的想象，这样很容易自闭，你担心自己有这样的危险吗？
我不担心这个，我担心的是另一种倾向，就是以为所有的写作都要去身体力行地体验。常常有一些批评说“80后阅历不够非富”，这种指责是没有意义的：我就这个年纪，只有那么多阅历，即使受批评也不应该是这点。
我并不反对想象，而反对畏手畏脚。一些同龄写作者总是担心：“没有经历过我能写得好吗？”“我能写得真实吗？”这只能使自己关得更紧更狭隘。博尔赫斯不就是终生呆在图书馆里吗？！——我应该杜绝以经历来写作。
南都：你的文章里体现了非常鲜明的女性气质，你是刻意的吗？那些女性作家里，谁对你的写作有过影响？
张悦然：我不是刻意的，而是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人，我喜欢女性的、柔和的东西。但我不要性写作，而是把性别作为一个符号，比如伍尔芙。男性作家就对女性文学有偏见，只有很少数像苏珊•桑塔格那样的作家，才能逾越了性别的界限，更受男性欢迎。
我特别喜欢尤瑟纳尔，她是法兰西学院第一位女院士，语言节奏感强，韵律感好。中国女作家里，我喜欢林白，在她的文字里有很动人的东西，也喜欢陈染；她们两人都很善于营造氛围，看她们的作品就像进入了她们的帷幕里，周围都是她们的气场；相比较而言，林白的文字完整一些，陈染的零散一些。安妮宝贝和杜拉斯都是善于使用短句子的人，而杜拉斯的画面感很强，喜欢快速地切换，适宜拍成电影。
事实上，这些作家对我的影响都不明显，因为我总是记不住别人的句子。表达和感受都是我自己的。
南都：有人批评你的笔下人物重复、重叠，你担心这个问题吗？
张悦然：的确，我的小说里的人物有点儿一根筋，总是很“痴”，不管对何种困境，总是很“甘愿”。但是事实上我的小说中也有人物多面性格的体现，比如《吉诺的跳马》，我在塑造女主角吉诺的时候，细致地表现了她丰富多样的心理活动，她看起来就是一个再寻常不过，却又十分独特甚至唯一的个体。所以，我努力要表达的是一个个不同的人物。
南都：你认为你在作品中的气质与你现实生活中的气质是否吻合？文学改变了你什么观念？
张悦然：我想是吻合的。一个作家的主要作品的内在气质与作家本身的气质应当是吻合的。
我喜欢的是悠长和缓、典雅细腻的气质感觉，我本人和作品都在向这个方向靠拢。
我最近遇到最大的一件事情是印尼的地震。3月底我正在泰国PP岛上作为志愿者，参与海啸后的“重建家园”活动，主要工作是用英文打信，募捐等活动。结果地震了，有海啸预警，大家就都跑了出来了，一片恐慌。我比我想象中勇敢，当时在想，我一定要活下来，把这些都写下来。某种意义上，文学给了我力量和责任感。
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
南都：写作中，你碰到的瓶颈是什么时候，状态是怎么的？如何渡过？
张悦然：写第一、第二本书的时候很难。那时完全没有人给我鼓励，不知道自己是否行，而且长篇是一种很难驾驭的体裁。我完全不知高潮与高潮之间如何连起来，有些过场特别不想写，写出来也不理想。我当时就是先易后难，先把好写的写完再完难写的。大师应该是没有一句废话，哪里都是精彩的，但我不能做到。
更大的困难是在经过大量的阅读之后，会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产生自我怀疑。因为前面的大师太多，不知道自己的写作还有多大存在的必要。这个困惑也不是我个人的，几乎是所有写作人或者说是年轻写作者共同存在的困惑。我在写作前，不太喜欢跟别人谈我的构思，否则总有人会说，“你的这个主题我似曾相识”，总受打击。但只要是我写的，就揉进了我自身的色彩了，跟别人的怎么会一样呢。
我很喜欢写作，写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有读书不能取代的乐趣。这支撑了我坚持。
南都：你有焦虑感吗？
张悦然：焦虑这个问题，林白谈过，伍尔芙也谈过。前两年有一部描述伍尔芙的电影名字就叫《时时刻刻》，她生命不长，最大的焦虑就是时间。时间是一种太可怕的东西。分分秒秒都在过去，分分秒秒都在等死。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尤其是女作家。
我从来不认为年龄小是一种优势，我依然怀有一种时间焦虑，担心好状态过去。现在是我的写作巅峰期，一旦这个时期过去了，我还写不写？有人问我：“你会一直写下去吗？”其实，人是没有主动权的，是不能作选择的。有些作家宣称，“我要把一生献给文学。”那太自信了，你把生命献给文学，文学还不要呢；文学是一种特别残酷的东西，她只攫取你最美好最精华的几年，然后把你榨干了抛弃。我特别能理解有些作家为何自杀，因为，他的使命感结束了，不能承受这个事实的作家就有可能走极端。
南都：你曾说过写作是为了释放寂寞，你认为你以后能够摆脱寂寞吗？比如通过爱情或宗教？
张悦然：这是很矛盾的。小时候我很外向，但在新加坡读书几年，说中文的机会不是太多，一度几乎失语。而且，我对语言很敏感，听到当地华人不够准确的中文表达，就觉得不好交流。在新加坡太孤独了，我就通过写作来舒缓寂寞；另一方面，写作必须是寂寞的。作家一天只能做一件事，他的心就是扑在写作上；而白领，可以按计划排好一天做两百件事。我选择写作就是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写作本身就是在孤独中完成的。
一位在美国的朋友告诉我，他有一种没有对手的感觉，在异域，与人交流的话题是很少的。所以我把聊天看得比较重要。
寂寞很难摆脱，宗教也不能。打个比方，小孩子晚上睡觉怕鬼，大人告诉他“上帝就在你身边保护你”，小孩就不再害怕了；但白天他在没有人陪他玩的时候，仍然会寂寞，上帝也帮不了忙了。有依靠并不等于不孤独。
南都：到目前为止，你是否为写作付出过代价或牺牲？
张悦然：有。一方面，我一直都是尖子生、优秀生，在出国之前，我也仍然希望自己的学习成绩和表现总是最优秀的，但现在因为写作，我在专业上就做不到了。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其实挺痛苦的，因为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什么都还没有，就放弃学生时代的追求，连自信都丢掉了。
另一方面，我放弃了娱乐，当我回国度假的时候，非常惊异地发现，自己是一个不会玩的人。不太喜欢旅游。这些都不能给我快乐和放松。唯有写作可以给我真正的快乐。
南都：你在《红鞋》里作了图+文的尝试，请谈谈摄影或影像。
张悦然：我不会摄影，但我会欣赏。我喜欢的画面一般都比较暗淡，比较凝重，比如戈雅的作品，我就特别喜欢，那种色彩、那种圆润、那种厚重，这与我的审美很吻合。这是一种不完全绝望，仍然有希望会升起来的理想。我不懂摄影技巧，但是有自己的审美，会去捕捉一些自己的趣味和追求。同时，我有一些朋友是做摄影的，我看到他们在影像上有自己的追求，他们的态度和品味对我也有影响。
南都：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和音乐？
张悦然：对于电影，我并不算十足的发烧友，因为在一个很多时间都在只能找到好莱坞大片的国家，所以并不能看到最新的好电影。我比较喜欢西班牙电影，比如阿尔莫多瓦的。他擅长用一种桔红色的色调，画面斑斓，正好吻合我的审美观，有一种很紧促的节奏感，即使情节夸张，头绪繁多，但观众必须紧紧跟着他，从头到尾，没有时间去怀疑。相比而言，韩国电影就是温柔和暴戾的统一。以最近很受好评的金基德为例，他的电影总是会有那么一刻会慢慢舒缓下来，让观众慢慢回味，结果就容易被发现破绽，让人质疑。
很奇怪的是，有时候我会有些抗拒看电影，觉得这是别人强加给我的东西，不能让我喘过气来，看完一部阿尔莫多瓦的片子，就像有一两个小时被人追着赶着。总是觉得很累。至于音乐，我喜欢蒲达吧音乐，去年在云南丽江，看到满街都在放这样的音乐，很迷人。除此之外，也喜欢电子乐和死亡民谣（death folk）。喜欢的歌手么，诸如Tori Amos，PJ Harvey，乐队比如Mazzy Star、Portishead，Lunascape等等。
音乐还是很好的，也对我很重要，像是写得文字的书签，有时候忽然再听到很久之前自己常常听的一段音乐，第一个反应便是：啊，那时候我在写一篇叫做XXX的小说呢。
我从小一直在阻止自己走文学的道路
南都：你父母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你为何喜欢文字却选择了理科？
张悦然：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以前一直学的也是理科。我父亲是大学教授，我是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的，常常能看到很多中文系的老师，也许正因为如此，文学对于我而言，并不是神秘而高高在上的事业。相反，我母亲是学经济出身的，她也许特别希望我做白领，穿着高跟鞋，锃锃地出门，朝九晚五，生活十分稳定安宁。
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特别希望自己能活得很稳定很踏实，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曾担心我若从事文学，将变得颓废寒酸，不能成为一个想象中那样得体的人。学理科是希望以后将来有一份安稳的、按照计划一步步前进的工作。父亲认为我太感性了，希望我用理科的理性和逻辑思维来中和一下。事实上，他早在为我取名字的时候，就对我说出了他对我的盼望，不是成龙成凤，不是专长于哪个领域，他叫我“悦然”。只是希望我快乐，自然随性。我从小一直在阻止自己走文学的道路，希望改变自己敏感脆弱的性格。不过，现在看到我选择的生活，父母仍旧会高兴。因为我对他们说，我在此间寻到了快乐。
我常说，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我喜欢做的事情和我做得最好的事情，都是同一件事。这种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南都：媒体如果出现了关于你的新闻，尤其是一些说你在炒作之类的负面新闻的时候，父母是什么态度？
张悦然：最初出版第一本书前后，我有时还在网上搜索关于自己的作品和新闻，那时候看到不好的评论情绪还会受到影响，我父亲叫我不要在意和理会这些新闻，“评论那么多，难道看到说你不好的，你就要哭吗？”我的父亲似乎已经预知了以后我要面对的事情，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常常告诫我，不要去了解、在意那些新闻。我非常感谢他。
那些负面新闻不是橡皮，他们不会改变你写下的字。而字不变，人们对你的认可又怎么会变？
南都：你希望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写作的目标是什么？
张悦然：我认为写作是一件和灵魂有关的工作，与人格、与人品密切相关。我希望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得到认可，而决不仅仅限于写作上。这也就是我把文学大师视为偶像的原因，他们的人格魅力也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喜欢海明威，虽然有人批评他写的都是同一种百折不回的硬汉形象，总是在表达“男人不会流泪”，缺乏变化，但我作为作家，他总是有取舍的，把最能代表自己生命力量的东西留下，去其杂芜。此外，我还喜欢安洁拉•卡特、尤瑟纳尔、巴别尔、福楼拜、茨葳格等作家。巴别尔《骑兵军》、安洁拉•卡特的《魔幻玩具铺》、迪诺•布扎蒂的《魔法外套》是我最近看的很喜欢的书，有的可能还没有大陆译本。像巴比尔的那本书，因为是小说背景和当中的事件是和俄国的战争有关的，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太感兴趣。但是后来我不仅很喜欢，还和朋友完成了有关它的比较详细的对话。此外，我正在读的英文版的Tori Amos的自传《Piece By Piece》，也很喜欢。
写作目标是自己的下部作品能够让自己写的时候快乐，回头再读的时候也觉得没有太多遗憾，——遗憾似乎是一个作家回头再看自己过去作品时候难以摆脱的一种心情。
南都：如果有一天你不写作了，你会做什么？
张悦然：如果我不写作了，我会从事一些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我可以做一些跟美术相关的评介等工作。我还想做译者。中国现在好的译作者太少了，而值得翻译的好书又是那么多。不过，我只能在不写作之后再去做这个工作，因为，写作是表达自己的声音，而翻译就是帮别人说话，帮别人发声。
我毕业后也许不会从事我大学学得计算机专业。但这几年学计算机也不算可惜，因为英语和计算机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工具。人类看世界的眼睛是两只：一只是科学的眼睛，一只是文学眼睛。我现在学了计算机，有在写小说，我希望我真正拥有这两只眼睛。
我从小就不太关心钱
南都：写作使你富裕，年纪轻轻就这么多钱，你打算如何花？
张悦然：年轻并不是一个优势，我又不是萨冈。50年前，萨冈18岁就成为一个百万富婆了，但她的成长仍然是不顺的，一生总是负债累累。我连存折都没有。因为我在国外读书，版税和稿费都打到妈妈的银行帐号上了，如果我在新加坡没有零花钱了，妈妈就汇点钱给我。
我从小到大都不缺钱，所以不太关心钱的问题，钱多钱少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差别。我也都不会为钱而写作。去年我出了一本图文书《红鞋》，把红鞋作为一个女主角来拍摄和表现。这就像一种行为艺术，我花了很多心血，做得很辛苦。但是书出版了，有个别人批评我为了赚钱而出书。出书的时候我带着一种玩的心态，想展现我的不同才艺，但事实我就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人家就是为了我的文字而买我的书的，而不是为我的其他才能。别人会认为我是一种搭售，只是为了赚钱。
有人这样认为，我有些难过。以后如果书不畅销不好卖了怎么办？那么，我可以透一口气，我可以做一些别的事，做一些别人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不会有那么多关注，也许更加安宁。
南都：你今年毕业，有什么计划？
张悦然：我也许会回国，可能会在北京。至于工作，我不会做太忙碌的工作，致使自己无法写作。
南都：你经常需要签售和做宣传，你喜欢这些社会活动吗？你如何看待你的fans？
张悦然：因为出版社告诉我签售是为了书好，读者也常发E-mail希望见我一面，一般的签售我也会尽量配合。去年初，我去了很多地方签名售书，感觉每个地方的读者都有不同的面貌。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分地域地去了解你的读者，他们真的很不一样。不过一样的是，他们对我的喜爱和关怀。常常有一些读者让我很感动，有的要求我把名字签在衣服上、书包上、各种各样想得到的地方上，有的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只是为了见我一面。有一次，在我的《樱桃之远》的签售会上，有两个女孩送我一个塑料盒子，上面贴了一幅手绘的樱桃的插画，里面是整整齐齐地码着新鲜干净的红樱桃，很花心思。
不过去年底，由于我的身体不太好，签售活动有些吃力，我想以后还是应该在自己状态好的时候和我的读者见面，因为希望自己能够完全投入地与他们交流。
我不是特别热衷于回信的人，不想敷衍，因为通信的一来一去绝对不是你几个字敷衍就可以完成的，它应该是一件郑重的事情。因此我虽然很少回信，但有时会给一些真正有困惑的读者建议，或者对我的作品提出异议的人一些答复。
最近，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了一个大型的讲座，电视台、电台也邀我去做访谈，当地认识我的华人开始多起来了。我也愿意讲，因为有很多孩子都喜欢写作，只是没有机会，希望他们也能为了爱好而写作。
南都：你快乐吗？
张悦然：我自己感觉并不算快乐。我是一个心中存有太多怀疑的人。在我的观念时，忽然的繁华、盛大的绽放背后总是会有一些不完美。我对美好的东西心存疑虑，觉得它们是不稳定的，危险的。我不喜欢乐极生悲，不喜欢从高处跌落。我常常把自己维持在一个很低但是很平稳的位置，这样我可以更加心平气和地写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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