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辇图》鉴赏
本画描绘了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下嫁文成公主与吐蕃王松赞干布的联姻事件。画幅右面是坐在步辇上的唐太宗，被九名肩抬步辇和掌扇的宫女簇拥着，唐太宗的宫女九人前后分列，娇小玲珑，有的抬辇执扇，有的躬背昂头，有的侧趋正行，姿态各异，表情不一。
她们的身体比例都被微妙地缩小了一些，恰到好处地将坐在中间的唐太宗衬托得十分伟岸。
左侧三个人物中，为首执笏者是朝中引班的礼官，他红袍虬须，神态沉着干练，引导吐蕃使者禄东赞前来晋见。身着小团花衣、拱手致意的禄东赞，他被典礼官引见给太宗皇帝。
禄东赞及其随从的举止、相貌特征有着强烈的高原民族特色，容貌神情恰当地刻画出禄东赞睿智聪颖而又谦和的性格特征。《资治通鉴》中有记载:“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画中的禄东赞身形瘦小，头戴平顶小帽，身穿团花窄袖长袍，他眉头微颦，举止谦恭，细部的刻画表现出一脸的敬畏，又不失使节的持重仪表。
最后一位着白衣者可能是翻译官，着白衣，执笏板，谨慎惶恐。大唐的气魄被有力的抒发。
唐太宗的形象表现则更为成功，在深沉谦和的外表中流露出雄才大略的非凡气度。这幅作品忠实地表现了唐代中央政权与边远民族的友好交往，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的成功塑造也表达出肖像画创作的成就。
从这件作品可以了解阎立本的技巧特征--健劲的线描加以深沉的设色，人物动态较为拘谨而重面部特征的刻画。这些都反映了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三人毕恭毕敬地站侍一旁，唐太宗手里拿着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呢?禄东赞为什么会那么紧张呢?他是不是在等待唐太宗给他最后的答复?也许答案就装在唐太宗手中的那个盒子里。
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可以从画幅本身感受到画家用心良苦，让画中资源一点儿也不浪费地用于对唐太宗这个人物的烘托，也许画家对选择接见的场面来表现这个事件是有一番用心的。
一个过于宏大的像公主婚嫁的场面不是早期中国画家所擅长表现的，而且不宜于其中某一个特定人物的突显，观者的注意力太容易让场面中过多的其他细节所吸引;禄东赞虽然身为一国之相，但在大唐天子面前，总还是无法与帝王相媲美，于是人物的选择又已经决定了画面中最有权威、无人与之匹敌的唐太宗的地位;画家不仅描绘太宗本身举重若轻的神态，还用身旁女性的温柔衬托他的稳健持重，用禄东赞的体形与表情来衬托大唐的泱泱大国气势。
所以，与其说这幅画是为了纪念汉藏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不如说它更是一种大唐气魄强有力的抒发。
从构图的角度来讲，这幅画很明显将所有人物分成两组:以画卷中轴线为界，左边三个男士依次排开，井然有序，没有任何装饰，在规矩中略显拘谨;右边以唐太宗为中心的人物群，左右簇拥的仕女形象，以及装饰物“两把屏风扇”、“一展旌旗”、“步辇”等等，把人物的布局按照其功能自然分工成不同的角色，而且仕女衣带飘飘和晁盖的迎风招展都有意刻画一种充满了柔情、安详、和善的情调。
左右这种对比，尤其是译官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和仕女们神情自若、仪态万方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张一弛、一柔一刚，让人的视觉得到了充分地享受。就像我们弹琴时的左手伴奏，稳健而低沉;右手高音区炫音技巧的展示，华丽而不俗脱;一唱一和，和谐有序。
从色彩上讲，这幅图的场景是一个喜庆的场面。
根据我国的传统习俗，喜庆的场面通常由红色装点基调。这幅图作者为了突出这一特点，特地将典礼官--位于画面正中间的轴心人物画成红色。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一上来夺人眼目地突出红色，又不会太突兀得难于接受。因为按照习俗，禄东赞来自西域，服饰多以网状彩绘织成，很少有一整块同样颜色的衣服。
再者，由于红色代表正气，代表恢宏的气势，理应当由中原大唐朝独享，而非喧宾夺主地给吐蕃穿戴上。其次，唐太宗也不合适着红装，一者皇上为至尊天子，然而能够与尊贵相配的颜色只有黄色;二者红色由皇上穿戴，不免显得皇帝过于轻浮，不够稳健睿智。如果我们在考虑仅由于年代久远，风蚀和破坏，原本皇帝身着的镀金装束成了现在的土黄色，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在颜色安排上的独到之处。
另外，只有典礼官一个人是红袍在身，未免显得孤零零的，仍然早不出喜庆的气氛。于是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晁盖顶，和宫女服饰的配色，映衬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