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寻火，被宙斯锁在高加索的悬崖上，受尽折磨；鲁迅先生为民族寻火，“从别国窃得火来”， 却是“煮自己的肉”——在神话和现实中，“寻火”的人生总是那么悲壮、那么艰难。我一直认为：一定是人类有一个“寻火”的族群，他们矢志不渝，痴心不改，前赴后继着，正是以他们的血泪洗礼，由他们的心魂结晶，才孕育出普罗米修斯和鲁迅这样伟岸的灵魂。这个“寻火的族群”隐在伟人的身后，掩蔽在历史的阴影中，需要我们去发现，需要我们去找寻。
2006年5月，著名的网络论坛“天涯社区”以头条特写，推出了一位82岁的老网友。编者按介绍这位老人，“ 来天涯两个月,发主帖93，回帖176”，数量惊人；发帖内容“分析时弊、探讨理论、总结历史教训，还有一部用16年离休生涯‘从人们嘴里抢救出来’的地方志”，份量可观。以这篇报道为线索，我细读了这位名叫萧一湘的老人的心血之作，了解到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走进了一段历经艰辛的“寻火之旅”……
一、人间不平初立志
1924年3月，萧一湘出生在湖南省常宁县（现为常宁市）瑶塘萧家村一个开明绅士家中。其父萧鹏云毕业于湖南陆军测量专科学校，曾任湘西护国军左翼司令部主任参谋。退伍回乡后，耕读桑梓，薄有田产，自学中医，悬壶乡里。萧一湘是萧鹏云的爱妾所生长子，因系庶出，称正房太太为“大妈”，而这位“大妈”对萧一湘母子却是百般折磨，近于虐待。萧一湘8岁时，28岁的母亲便在抑郁中病逝，“大妈”不仅捶尸泄愤，而且禁止他们姊妹祭奠亡母，还把他和弟弟、妹妹撵到长工屋过活。萧鹏云当时在城里谋生，偶尔回家和妻子为此吵闹，但毕竟旋即离家，“大妈”又挟嫌报复，虐待倍加。幼年的萧一湘饱尝了人间的不平，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些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遭到创伤很深！很深！人世公平在哪里？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过漫长的岁月。”（引自萧一湘回忆录：《寻火之旅》，以下未加说明者同此。）
幸运的是，萧鹏云家中有丰富的藏书，从剑侠神怪小说到包公、济公的传奇，还有《安徒生童话》、《福尔摩斯侦探案》、《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这些生动有趣的书籍，使幼年的萧一湘看得入迷，爱上了读书。稍稍长大，他又从后来成了革命烈士的长房哥哥那里发现了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达尔文、卢梭等人的著作，以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等反应当时先进思潮的杂志，由此接触到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思想，对人间不公的疑问逐渐转化为对正义的憧憬、对真理的向往。
更重要的是，萧鹏云是一个胸襟开阔、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有着“兼容了三种主义（改良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书房”，而且勉力笃行：他曾两度牵头，捐钱捐物并游说乡里，并开办过全县唯一一所私立中学，这所中学在艰难时世中中道夭折，他引为终身遗憾；长子因投身革命，20岁即逃亡、失踪，他却无怨无悔，还经常用大哥的事迹和思想教育萧一湘兄弟姐妹，告诉他们“爱国与爱家不能分离”。萧一湘说：这些言传身教，“对我一生的影响很深。”
抗日战争时期，湘南是正面抗战的主战场，青年萧一湘又目睹了国民党军队野蛮的拉丁派款掳掠民财、日本侵略军穷凶极恶的烧杀奸淫、美军飞机不可思议的误炸乡民、……一日数惊朝不保夕的生活，铁蹄下的屈辱和动荡，以及后来个人办学时对国民政府腐败无能的了解，使他深感失望；而在重庆读书的二哥给他寄回的重庆版《新华日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毛泽东自传》等读物,则使他别开眼界，受到激励，开始注视另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br> 1949年春,萧一湘发动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一起办学,认识了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两人成莫逆之交,无话不谈，这位党员最终使他认同了中国共产党。9月，萧一湘宣誓入党，并积极投身于护校保校、抵抗国民党溃军的“坚壁清野”等地下革命活动。 10月底,常宁解放,新政权急需熟悉地方情况的本地人,他经干训班培训结业，被分到常宁县第五区公所任党政秘书兼宣传干事。萧一湘为自己就位于革命阵营而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走上建设祖国、造福家乡的康庄大道了。
二、无妄之灾塞路长
然而，意想不到的劫难接踵而至。
抱着为国为民的满腔热情参加革命的萧一湘，一心为公，直言无忌，却由此“种下了祸根”。开展征粮不久,萧一湘和一些地下党出身的地方干部认为征粮政策要公平合理, 应该是“粮多多出粮少少出”,与南下干部展开过争论；他又曾向县上反应本区某村存在着“区委来了村外接, 区长来了门边接,一般干部来了饭也没得吃”的不良之风，县委为此批评了区委领导。1950年5月，衡阳地委举办整党学习，萧一湘被扣上 “为剥削阶级讲话”、“轻视工农干部”等“帽子”,进而被说成 “参加革命有投机思想”、“作风恶劣”，取消了候补党员资格，调县税务局搞统计。那是个“重政治、轻经济”的时代，这样的变动意味着“调离重要岗位，从事业务工作”，失去了党组织的信任。
但萧一湘并没有灰心。他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正确的,毛泽东是伟大的, 中国民主富强的希望就在当时的种种革命工作之中。他凭着这股热情读书学习，还自修了大学统计学课程,成了局里难得的“秀才”，从新赢得了信任和重视。其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经济建设需要知识分子。1954年9月，萧一湘被第二次吸收入党，又接连被任命为税务局副局长、主持全面工作的第一副局长（局长调任县政府秘书），好象就要一帆风顺了。没想到，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在一次下发文件时，局里的秘书看到政府秘书和税务局长两个单位用一个人的名字,有些不妥,便自作主张把原局长名字换成了萧一湘，被组织部门发现，认为萧违纪，虽经再三解释说明了是误会,但“党的干部政策是严肃的”，1957年9月，萧一湘被调离税务局，任常宁一中副校长，这当然又是“降格使用”了。
1958年5月,在所谓“红专辩论运动”中,萧一湘再遭一难。他曾经对同事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部还能上能下,民国时期还有专员位子上下来当县长的,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就只能上不能下呢？……那些通过学习还不能胜任领导职务者,应该按其能力,分给本人力所能及的工作。至于他们过去的汗马功劳,不要用行政职务去酬劳,可以利用封建社会的‘以功论爵’办法,分别给以政治荣誉和经济待遇。”这位同事为表白自己“立场坚定”，检举了萧一湘,于是学校专门安排了一次“辩论会”，实际是变相的批斗,无论萧一湘怎么解释， “反对党的领导”，“排斥工农干部”，大帽子一顶顶压下来，萧一湘再次被 “挂” 了起来，到1959年夏，萧一湘的预备党员资格再次被取消。一直拖到1962年，党中央号召税务干部归队,组织上才对1958年的“批判”进行了甄别平反,将其调回税务局任副局长。
这时的萧一湘，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有一种“大气候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并不能使一个人得到组织信任，甚至会被“运动掉”。他感到和这个早年热情向往、踊跃投身其间的队伍，有点格格不入了。1962年初，借着中央政府号召干部“光荣还乡”以减轻财政负担的机会，他打报告申请回家学中医,认为这样 “一可以为人们服务,二可以自食其力,三可以继承祖国传统医学而发扬光大之,四可以逃避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危铡薄５笔钡南匚榧前判那校鬃哉业较襞粼谱龉ぷ鳎严粢幌嫱炝袅讼吕础２涣希?963年的“四清运动”中, 萧一湘此举被宣布为“想脱离共产党、不肯革命,妄图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又挨了半年整，只是因为实在找不到证据坐实这个骇人的罪名，他才得以逃过这一劫。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萧一湘又成了“运动”的牺牲品。他写于1962年的三首诗中，有“留得忧国忧民志”、“留得精神它日在”等句子，被说成是“忧国民党不来,恨共产党分光了财产，盼望国民党早日归来”！他被打成 “三反分子”、“牛鬼蛇神”，最后宣布为“现行反革命”，收监坐牢8个月，出狱后又关了３年牛棚,然后开除公职，回乡劳动，当了３年农民。
跌入炼狱的萧一湘，这时候还没有怀疑这个累加冤案于自己的体制，只是觉得党的领袖“思想方法”出了问题。他认为：“中国许多世俗成语,就是民间哲理，是人们从世世代代的生活中生产的‘经’，毛泽东的错误,就是他自己并没有照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去做”。在狱中，萧一湘把《毛选》四卷里有关的成语一一摘出,编成《思想方法论集韵》，“想把哲学通俗化,大众化,带些韵语,更让人易读易记,像民间蒙学《增广集韵》一样”。其中有这样一段——
经霜傲雪,红梅独俏。雪山草地,尚且等闲。修练如此境界,不怕天长日短。帮人要雪里送炭,助人莫雨后送伞。死是可怕事,怕死岂能免？问心已无愧,虽死犹永生。为我而偷生,生不如死人。人生如长河,哪有长河没有滩；人生如远道,哪有远道没有湾。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要做太行愚公,莫作河曲智叟。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眼前。
这本《思想方法论集韵》，是只有高中学历的萧一湘第一次尝试从理论的高度总结历史的教训，是他将人生的“寻火之旅”从社会活动转向思考和写作的第一块里程碑。而这些音韵铿锵，掷地有声的“集韵”，何尝不是一个思想者灵魂警醒的宣言！
1974年10月,常宁县要修水电站，萧一湘被叫去跟一位文化不高的指挥长当助手。他自衬“是全指挥部中文化最高的人”,没考虑自己的冤情未了、罪名在身，却想到“千余民工,每天放炮千余眼,如果出了事故,良心上过不去”；想到“大兵团作战,只能搞一个冬天,就要把基础拿下来,春耕一来,大批劳力就要大闹春耕了”，于是竭尽全力协助指挥。这时，“三年困难时期”落下的水肿病复发，他的两条腿肿得像两个水桶，却天天爬山越岭,出入硝烟弥漫之中，每天清晨第一个到工地,傍晚最后一个收工，日夜守在危险之处，经常是连吃饭都不离开工地。工程指挥部评他为先进,县里的批示却是“暂缓评”，甚至连“开除留用”的身份也没有改变。
这以后，萧一湘就被分到生产队蹲点,在一位贫农家里住了半年，房东一家的艰难生活使他大为惊骇，他回忆说：“在半年的日子里,没有吃到一丁点肉,连蔬菜都算好东西了,早晚不是红薯就是稀饭,只有随公社大检查,才算打了一次牙祭。”新中国已经搞了25个年头,贫农家庭的生活依然如此贫困,这使他不得不更深入地提问：“我们的革命是为了什么？”他对自己早年的选择发出了深刻的质疑，为农民兄弟的艰难处境感到悲凉伤心，“不知偷偷地流了多少眼泪！”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党的政策开始好转，年过半百的萧一湘被调回县城当一名物价员。1979年,常宁县委在全县千人大会上给萧一湘平反，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补发了全部工资，恢复了原副科局级的政治待遇；1981年，萧一湘退休，1983年又恢复了1949年的党籍，改为离休；两年后按新政策对地下党员落实“两个补救”，他得以“享受副县级待遇”。
年近花甲的萧一湘，总算走出了蒙冤受屈的境。
三、 摇旗呐喊晚风前
个人境遇稍有好转，萧一湘就在常宁县首开1949年以来个人办学的先河。
早在青年时代，萧一湘就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教育救国”的思想，21岁时就“第一次和教育握手”。那时抗战刚刚胜利，饱受战火荼毒的湘南一带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孤儿流离四方，惨不忍睹。萧一湘向父亲要下一处田产，想办一所孤儿农场，“把灾民孤儿收养起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后来在此基础上办成了一个高小班，他和自己的妹妹任教师，不拿工薪，义务上课，对困难学生不但不收学杂费，还资助文具用品，对特困学生送衣送食，学生都将萧一湘兄妹当成亲人。因为得罪了前来勒索的政府督学，第一班学生毕业时，被拒绝参加全县统考，只好挂到别校名下，不料其学生统考成绩大大超过该校学生，这为萧一湘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1957年，萧一湘调任常宁一中副校长。刚到校时，干群之间、师生之间关系和睦，其乐融融。但很快“反右”运动开始，学校风气骤变，人人自危，大批青年教师成了“阶级敌人”，甚至还要在学生中划右派。有着大学生学历的校长被打成了“右倾机会分子”，丢了党籍和乌纱，而接下来的几位校长，文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作威作福的派头却一个比一个大，这使萧一湘极感痛苦，和他们无法共事，前文所说的“辩论会”，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这以后，又是“教育大跃进”，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是“大炼钢铁”，学校一会儿被要求“一年劳动自给”，一会儿要“全力支援水库建设”；一会儿几乎成了农场，一会儿又是“厂校合并”，萧一湘身心俱倦，感到这样的折腾与教育救国的初志南辕北辙。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在一中挂号六个年头。经历连年的激烈的政治运动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校无宁日，师生动荡不堪，个人有志难酬，一把辛酸泪，于国无补，于民无补，浪费青春年华，特别是这一段教育的效率，后人不知如何打分？问心有愧，万死难补，写份反思，立此存照：亮个红灯，以警来者。”
然而他难舍自己的兴学梦。1978年，刚调回县城不久的萧一湘给县委写信，建议允许社会办学，以挽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因上级认为“不适宜”而被搁置。但他是个有心人，独自一人暗中进行了多次“文化调查”，从那些词不达意的报告、错字连篇的专栏、逻辑混乱的标语口号中，到处发现因缺少文化、教学质量低下引发的问题。他还了解到，在一次全县职工初中文化合格考试中，合格率只有2.2%，数千人考试，作文及格的仅9人，打零分的倒占63%！这些“文化调查”，更坚定了萧一湘办学的决心。1982年，退休后的萧一湘搭上改革开放的列车，不要政府出一分钱，首先办了一个全日制初中毕业复习班，不久又办了三个职工业余补习班。当时社会上学习风气浓厚，生源潮涌而来。为了把这种民办教育事业搞好，他自费赴衡阳，湘潭，长沙等地考察民办教育情况，返回后积极扩招增班，最多一期开办了18个班，同期在校学生800多名，教师40多位，既有全日制的初中复习班，还有英语专业班，还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日日夜夜有人上课，一时间，“常宁县城东南西北，到处都有我的教室”，萧一湘“几乎夜夜都要满城兜一圈”。学校办了三年，取得极好的社会效益，在常宁县带动了一个办班补习文化的热潮，一大批受益者后来升了中专，大学，当了各级干部，他们曾对萧一湘感激地说：“您老还果真有点名堂，我们那两年的书补到点子上了！”1983年2月，《湖南日报》头版报道了萧一湘的先进事迹；同年7月，《衡阳日报》也作了报道；他出席了衡阳职工教育先进会，在衡阳市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经验交流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但社会效益的丰收、政治上的肯定，没能解决经济上的危机。虽然那些应邀前来上课的教师大多是萧一湘早年办学的朋友，他们冲着自己的理想和老朋友的热情而来，只拿8毛钱一节的课时费，但因为对学员实行低收费，学校经费事实上入不敷出，萧一湘用自己补发的工资来作补贴，渐渐就感到捉襟见肘。三年以后终于无力支撑，这份倾情投入的民办教育事业，只得停了下来。
但萧一湘没有停止对教育的关注。1984年，他在家乡瑶塘带头发起捐资办学，发动20余人，捐款2000余元。1995年，常宁八中建校，萧一湘个人捐款1000元。 1996以后，萧一湘鉴于家乡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为鼓励他们尚学，他建立了个人奖学金，对考上常宁一中、二中的好学生，每人奖励200元（若再能继续读高中者，再奖励200元）。1998年，常宁旅台同乡筹建资助家乡学子奖学金，萧一湘又受托代办，先后奖励常宁高考上线新生150余人，奖学金达10多万元。他曾这样赋诗言志：
寻求救国平生愿，私弱贫愚去几番。人老囊羞唯节食，摇旗呐喊晚风前。
四、孤身修志偿新愿
自平反以后，萧一湘的个人待遇在逐步升级，但他却并没有沉溺于感恩戴德之中。投身革命的纯正动机，跌宕多舛的命运，与基层社会的广泛接触，先于时代和社会起步的深刻反思——这一切，使这位早年的“寻火者”，无法退缩到一己之私之中，他回顾来路，疑问重重——
他想到了“解放初期” 的那次“整党”——“其时常宁来的南下干部内部就分两派,一派是老解放区但很穷的太行派,一派是新解放区但经济条件较好的晋中派,前派人多地位高权力也大,他们排挤后者，对我们新党员,特别是知识分子,更是放心不下,一发现新党员有点毛病,不是耐心帮助而是压大帽子”……
他想到了“阶级分析理论”——思想开明、为人正直的父亲，看不惯黑暗的民国官场，在乡间悬壶济世，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早年支持儿子搞农运，解放时主动捐出全部家产，以 “开明人士”身份终老于“县人民代表”任上；而贫农出身的“大妈”，却是那般阴狠刻毒，对待家人和长工如狼似虎，这怎么能用一个“阶级出身”来解释？……
他想到了常宁一中那些才华出众的“右派份子”—— “他们几乎都是年轻有为的青年教师，血气方刚，在民国时期念书时就是在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下，反过来向封建家庭，向封建教育的学校，向独裁的政府争民主争自由就争惯了，认为这才是有为的新青年应有之义，没有了解共产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东西。甚至还认为这才是爱国青年的正义感，应有之义啊！……民国在大陆统治三十八个年头，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国无宁日，可惜共产党执政并没有汲取这个别人有鲜血换来的教训，使大批有能力爱国家的青年断绝了为祖国效力的机遇。直到80年代平反时，他们都已双鬓飞霜，报国有心而无力了，以后常宁多年都是高中教高中，初中教初中，小学教小学，几乎成了恶性循环。可就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许多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却在拼全力发展科学技术，这一进一退，就相差何只百年！”……
他想到了常宁县近代以来的几辈人才——他们一部分流落异国他乡，一部分虚度年华，一部分郁郁而终，未能为人民克尽绵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３０年，读书人虽然力也下了，但还是到８０年代初，才开始受到重视，可惜人都老了，其价值终难巨显，非人之不力，势所以然也。数十年来，西方人与自然斗，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人老是人和人斗，致使国家长期落后，人民长期贫穷，不能不为忧国忧民之士痛心疾首焉！”……
他还想到了“大跃进”的荒唐，“合作化”的曲折，“三年困难时期”的凄凉，“文化大革命”的惨痛；还想到了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失误和教训，想到了“荒唐的神话化的社会主义理论，漫画化了的资本主义观，僵化了的计划经济观念，超前化的生产关系，无意识的思维定式”；想到了“宗族”作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基础,却几乎是社会研究的空白……万千思绪最终凝聚为一个深深的“修史情结”。 他说：“中国自“五四”以来,搞了几十年的民主和科学,至今还要再启蒙,就是我之所以修史的目的,用社会发展观寻找修史的轨迹。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垂暮之年还要写历史的原因和想法。”而“老人写历史,可能优势较多些,将来贡献可能也大点。”
就这样，离休在家的萧一湘成了常宁县修县志的发起人之一。
但在官办的地方志办公室只呆了两年，萧一湘就感到框框太多，禁忌太多，顾虑太多，做起事来困难重重。一次参加省里召开的县志稿评会议, “百来位参加会议人的发言,都是在志书结构语言上高谈阔论,争吵不休,而对于志书的史料是否残缺,却绝无一词。我急得发了一言,批评只是‘评了厨师,未评采购员’。漏了的史料,采购员没有办来的菜却不管。”他深感县志办那样的修志和他自己的治史目的、方法、原则相去甚远，而“一件事做错了,影响还是局部的,如果史写得不好,就将贻害既深且广。”于是，他于1984年退出了县志办。一个疾病缠身的花甲老人，开始了“一个人的地方志”的艰难事业。
萧一湘不贪急功近利，不求一时浮名,一面孜孜不倦地探求理论, 一面步履艰难地广收史料。自1984年至2000年，萧一湘不仅长期订阅《新华文摘》、《文史哲》、《炎黄春秋》等杂志，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国史、省志、府志、县志资料，而且走乡串户, 从浩如烟海、星散里巷的民间档案、族谱和故事中沙里淘金，整理故实，考订资料，并一一分类制成卡片。仅族谱一类，他就找到60多册,从那些人物传记、寿序、墓志铭的字里行间去搜求史实，再分门别类摘抄出来，其工作之艰巨，可想而知。为了“和阎王爷抢时间”，他争分抢秒,牺牲了离退休的休闲生活,逢年过节也伏案读写,迷恋写史几乎到了废寝忘食、上瘾成痴的地步。在酷热的暑天, 查档案查得汗流浃背而浑然不知，直到汗水滴湿了案头资料，才想起擦一擦；为搜族谱逢人便打听,“活像名侦察兵”,只要听说哪家藏有族谱,不顾城乡远近，一定要赶到人家家里；有次听说数十里之外的某处有人藏有宗谱,随即搭车前往，下车后又步行找了半天,到了藏谱人家,已经累得精疲力尽……
精诚所致，金石为开。为萧一湘的精神所感召,他渐渐得到了四面八方的支援：有人主动提供史料, 为之查漏补遗；许多人自愿为之抄录，不讲报酬；远在北京、武汉、青海、广西、长沙、南京、广州、衡阳等地的同乡,纷纷来信来稿；两位在台湾的同乡,还把台湾常宁籍原团级以上军官和新一代留学生、博士、硕士的名单和资料寄给他；还有乡下的农友只得个口信就亲自把珍藏的家谱送到萧家来的……萧一湘的老朋友们则挑灯读稿,每看一篇,即详提书面意见,以研究学术之精神,商榷争论，绝无私人城府，连一位安家美国的老朋友，也细心地为萧一湘订正了好几处史料。萧一湘回忆说：“这些帮忙的新老朋友，工价不要说,连饭都不肯在我家吃,我买烟请他们抽,他们说,你又不抽烟,还买什么烟,硬是不抽我的烟,使我感动得掉下泪来。”萧一湘总结说：“没有这些热心人的支持,我是绝对无法完成的。”而通过这些描述和介绍，我看到了一幅群策群力民间编史的壮观画图，其中心人物，就是心如赤子、霜雪满头的萧一湘老先生……
这样深入细致的功夫和四面八方的支援，使萧一湘掌握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许多国史方志里没有的我有,它有的我比它详细。”这样的厚积薄发，使萧一湘的《天堂脚印》甫一印行就得到交口称赞。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委托理论处给他写信，称“对您书中的大部分观点，我们基本赞同，特别是您的一些独到的真知灼见，我们读后很受启发，代表部长并以本处的名义向您致敬。”常宁市委、市政府、市政协的多位领导也纷纷致信萧老，或肯定其“有多方面价值”，或评价其“对常宁各级领导的施政决策提出了新的思想，很难得”；或赞扬其“绘声绘色，层次清楚，文字简洁，情理动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助理主任则写信称道：“您的心血不会白费。记载普通老百姓生活，民间基层社会的真实史料，是最珍贵又最不可多得的。”
萧一湘在这部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是一部民间野史，这是一部年过古稀的老人用现代化的工具——电脑、蹲在茅房用了16年写的书，这是一部从人们嘴里抢救的口述历史。这是一部述说一个地方的人们追求天堂的真实脚印。”这段短短的文字，既陈述着该书的特点和价值观，也流露出一个生长于斯的老知识分子对故乡家园的深情、对历史沧桑的感慨，其慨然心志和良苦用心，跃然而出，一片赤诚，苍天可鉴！
五、网上延续新旅程
早在1996年，为了减轻抄写的困难, 73岁的萧一湘开始学习电脑。他每月收入只有不到500元的养老金，却省吃俭用，购置了在当时耗资不菲的电脑；为了掌握五笔输入法，他把百多个字根抄贴在床头、书案、甚至厕所的墙上,早晚背诵,刻苦练习,竟然只用了一个多月就能在电脑上写文章。他尝到了电脑写作的甜头，很快掌握了一些常用软件，这为他后来的上网奠定了基础。
2001年，修志工作告一段落，年近八旬的萧一湘开始了他的网络之行。他先后在国内著名的思想论坛“凯迪思想网”、“燕南社区”等网站发表自己的诗词，连载《天堂脚印》，并陆陆续续发表了大量时评，引起部份网友的关注。今年3月以来，他以“siao111”的网名在天涯社区高密度发帖，对自己近年来的网络写作做系统总结。他的帖子大都论题严肃，论理缜密、结构谨严，并有相当的思考深度。除了对常宁县地方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回顾和反思外，他剖析时弊，探讨理论，话题广泛涉及宗族文化研究、历史随笔、新农村建设、如何看待地主的“原罪”、基层干部队伍的现状和忧思、干部制度的利弊及对策、基层政权的建设等问题，还有对李昌平、孙志刚、吕日周、孙大午等热点事件和人物的论议和分析，引起了天涯社区的高度关注。社区编辑部头条推出后，网友跟帖踊跃，几乎是一片“敬重”、“佩服”、“可敬的老人”的赞誉之声，许多网友则惊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还有如此的激情和活力，执着地关注社会、关注历史、关注国家的盛衰和民族的命运，还有网友直接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这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面对社区的重视、网友的夸赞，萧一湘回帖说：自己到网络上来，“一则充电，一则交流。虽然年老，愿与诸网友作忘年交。但愿夕死且喜朝闻道。纵老骨上炉，再受烘烤，敢效孙悟空蹲在李老君八卦炉中炼出一双察人观事的火眼金睛。则甚幸焉！”他还说：“研究历史不要从个人的得失、荣辱出发，而应该从社会发展的正确规律去考虑。以史为镜，而知得失！研究就要认真，否则，得不了教训，还会重演。中国人再也受不了了！”
1999年，萧一湘将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寻火之旅》。他在前言中写道：“在笔者已经活着的27,300多个日子里，为了寻火，接过烈士大哥的接力棒，从教育救国走向共产主义，三进共产党，三办教育，创建民间诗社，在这个小小的封闭县城,尽管力没少下，汗没少流，苦没少吃，国没少忠,民没少忧，到老遗憾事业无成，世界上是否有命运之神在作弄呢？……我愿意在我死亡之后，拿我的肉体献给医疗解剖之用；现在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更愿意把我一生的思想、活动写出来，供社会学家医治社会之用。”捧读这段话，我自然地想到鲁迅先生的名言：“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
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灵魂，是如此地一脉相通啊！
石地
2006-06-04初稿
2006-06-15再改
（本文为《市民》杂志06年6月号约稿，发表时有删节）
标签： 致敬烈士的短句子10字
